《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的作者何亚福。
按中国的情况，我估计会先开放二胎政策，最乐观的当然是全面开放二胎。
这本《人口危局》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尺度最大、最全面直接的。所以我想，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也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将会改革的一个信号。
因为超生，湛江市的英语翻译何亚福变成了一个人口学者，他把十年来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在中国人口研究上，来呼吁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5月初，他写的《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中国何时会改革计生政策？目前计生政策的弊端是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针对这些问题，南都记者姜英爽专访了何亚福。
超生被抓就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叫板计生政策
姜英爽：你的工作和人口学好像并不搭界，怎么会把精力转移到这方面？
何亚福：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计划生育”这回事，是在初中三年级。那是1981年，我们班突然换了一位化学老师，我和几位同学向班主任打听原来的化学老师到哪去了？班主任回答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他还要生两个孩子，所以被停职了。”
初中毕业后，我也曾回过几次母校，但都没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已被学校开除了？不知他是否被征收巨额的超生罚款？我想，假如没有计划生育，他将仍然是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
可以说，莫言的《蛙》中描写的很多计生事件，我都耳闻目睹过。这些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就有一股力量驱动我去研究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
姜英爽：据说你也超生了……
何亚福：对，我对人口学比较专心的研究应该说跟我第二个孩子有关，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是2001年生的，直到2003年下半年，计生委把我抓去待了一天，就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叫板计生政策。当然我不是说公报私仇，打个比方，强盗抢了一个过路人的钱，过路人去追赶强盗，当然这个强盗不能说“哦，你抓我是因为我抢你的钱，你这是公报私仇”。以前计生支持者就这样子讲，他们说我反对计划生育，是因为我有第二个孩子，是公报私仇。抓强盗不能说是公报私仇，因为强盗本身就是违法的。
我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写关于人口的文章，很多网友也给了更多的信息，很多事情可以说太多了。
姜英爽：现在，类似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吗？
何亚福：我现在还是陆续接到很多网友发来这方面的材料，虽然不能直接帮助他们，可是我也联系很多记者，帮他们记录。我只能尽我自己所能，为他们呼吁一下。
改革建议如果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计生政策就名存实亡
姜英爽：你后悔过自己生这第二个孩子吗？
何亚福：我从来没后悔，也没后悔我把近10年来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放在人口研究上。因为到现在，我还看到很多网友的悲剧和血泪经历，(很难过)。
姜英爽：你觉得现在是时候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吗？
何亚福：如果从1973年算起，计划生育政策实施40年了，只不过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可以生两个；1980年以后就是一胎制。如果从1980年的一胎制算起，到现在计划生育是实施了33年。
姜英爽：你提到“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只要存在计生政策，这个制度就不会取消。
何亚福：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制度，计生政策就名存实亡，就没有了强制力量了。
姜英爽：国家有没有对社会抚养费的去向有一个审计？
何亚福：没有。有文章报道，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200亿元，记者采访国家计生委问“社会抚养费全国征收总额是多少？做什么用的？”，计生委都统统不回答，没有公开透明。
30年来，平均每个超生的罚1万元，如果说有大概两亿的超生人口，就有两万亿元的社会抚养费。我的《计生部门的两个财源》这篇文章中，提到计生委有两个财源，一个是社会抚养费，另一个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是公开的，当时2010年一年拨了500多亿元，2011年是600多亿元，因为这个费用是国家财政拨款的，数据很清晰。可是社会抚养费因为是基层征收的，谁也不知道具体数据是多少，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怎样花的，它不透明。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