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监狱”被认为是“功能孤岛”
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但它似乎真的将与上海市民告别了。
2020年，上海人口将猛增至3000万，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却占据了宝贵的土地，成为了城市改造和发展的“绊脚石”。根据官方消息，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上海提篮桥监狱已经确定将被关闭。
“不仅仅是提篮桥监狱，提篮桥周边区域也在北外滩发展的规划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仪三曾于2005年制作《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与整治修建性详规》，该《详规》隶属于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专门组织的“保护规划”课题组，由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景观处牵头，并于同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而阮仪三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将参与改造规划会议。“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已经到了为上海北外滩区域发展让路的时刻。
“功能孤岛”
在北外滩开发的周边大环境下，包括提篮桥监狱在内的整个提篮桥历史风貌区，斑驳的墙壁、破败不堪的里弄，已经与周边大规模的建设“格格不入”。矛盾的是其地理位置—距离上海最负盛名的外滩仅两公里左右，浦东的高楼大厦也依稀可见，通过新建路隧道陆家嘴的繁华近在咫尺—这里是上海市的市中心，但却是市中心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
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西侧一墙之隔，一座三层高的居民楼，独栋成院。在靠近监狱一侧的院墙上，有个一米多宽的铁门，也是这栋居民楼唯一的出入口。
“这栋居民楼年岁可久了，是英国人在修建监狱时，一起盖起来的，很早以前是英国人的监狱宿舍。”年近70岁的赵东黎老人在铁门旁边摆了一个报摊，他是这栋居民楼的老住户之一。这位曾经的国营企业工人，退休后按月领退休金，再加上现在经营的报摊，吃穿并没有太多顾虑，让他满肚子苦水的是居住条件。
“一家五口人，都挤在不足100平米的房子里，稍微有点钱的本地住户都在其他地方买了房子搬出去了。” 赵东黎老人说，自己所住这栋三层居民楼中，目前还住着十多户居民，几乎每户人均面积都不足20平方米。楼道内光线很暗，斑驳的墙皮用手一碰就脱落，各家各户的厨具堆满了狭窄的过道、走廊。“为了省地方，孩子住的床都是上下铺，吃饭的桌子都能折叠。”
赵东黎老人所在的居民楼，是提篮桥监狱周边的居民生活条件的普遍反映。而除却居民生活条件的“局促”，提篮桥监狱周边沿街的商业档次也普遍较低。根据时代周报记者的观察，一些短期租用的小餐馆、修理店、零售店、服饰店、小旅社、音像店布满了大部分的沿街建筑，而在提篮桥监狱背面一侧，零零散散的摊贩沿街摆起了瓷器摊，大大小小的花瓶、陶盆摆了一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远处的东大名路上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浦江国际金融广场、绿地浦创商务大厦，以及基本落成尚未投入使用的白金湾广场—悦榕庄超五星精品酒店、浦西第一豪宅、上海第三代写字楼、奢侈品中心、私人游艇码头、5A甲级标准，种种字眼让毗邻而居的提篮桥们“相形见绌”。
实际上，根据2009年获批的《北外滩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提篮桥监狱及其周边建筑原本也应该拥有与浦江国际金融广场、白金湾广场所处地块一样的“繁华”命运。根据《规划》，“提篮桥监狱所在地块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体”。
而近几年来，提篮桥作为“功能孤岛”、一定意义上的“北外滩发展绊脚石”的角色，也引发了上海市人大、政协的多次提案。
2011年底，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联合许虎清、卑根源、毛佳樑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以多种形式提出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想法。
而在2012年年初，管维镛、缪晓宝、韩生、郭翔、施建华、方怀瑾等多名委员再一次联名提交《关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现址使用功能调整的建议》的提案。
他们重申，当前北外滩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双重承载区”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已有近3000家航运服务类企业入驻北外滩。同时，该地区旧区改造工作也在不断加快。提篮桥监狱的功能调整如不尽早启动，那么其作为北外滩地区的“功能孤岛”，将“严重制约北外滩地区功能的整体提升，影响地区整体形象和投资发展环境”。
而且“监狱设施陈旧，关押条件和功能布局已不符合国家有关部委的规定要求”，建议“搬走”监狱，对现址功能进行调整。这几名委员中，缪晓宝委员现任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
同年上海“两会”期间，吕勇明、潘鑫军、姚东宁等部分市人大代表向上海市人大递交一份关于提篮桥监狱搬迁的书面意见，建议有关部门从城市的长远发展和监狱管理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角度，突破瓶颈，将“功能孤岛”尽快“腾笼换鸟”，从中心城区迁移。其中曾任百联集团总裁的吕勇明，时任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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