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操作：层层失守的程序

　　根据常恒光的供述，在2008年的这起拆迁中，他并不认识康春红。康之所以找拆迁办代理这个工程，是因为他当时下属祝德华的引荐。

　　这也是最初接受调查时，祝德华的说法。但在被羁押多日后，祝德华改变了口径，称之前的笔录都不实，常恒光与康春红其实“很熟”，却偏偏要经过他走程序，意在利用他嫁祸他。

　　祝德华原非拆迁办职工，因为深得常恒光的信任，而从外单位借调而来。正是这个借调人员，代表拆迁办，与借用焦作市城建拆迁公司资质的康春红签订了拆迁协议。

　　按照焦作市有关规定，拆迁时应先评估，然后公开招标有资质的拆迁单位，在拆迁完成后再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拨付补偿安置款并监督补偿安置款的使用。

　　然而，在涉案加气站的拆迁中，这些程序都被一一省去。常恒光称是委托祝德华去办理的，祝德华则说常恒光是领导，常拍板的事情他只是照办。

　　在检方提供的卷宗中，除了拆迁办可以操作的程序，其他流程的制衡和监管也都失效，致使本案疑点重重。

　　首先便是涉案项目170.78万元的数目，来自于河南省康鑫源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上有评估师郑志勇和刘鹏的签名，标识作于2008年5月16日。而实际上，该报告由郑志勇一人作出。

　　2010年5月19日，在常恒光被逮捕后，郑志勇向检方交待，上述评估报告在日期上造了价，是在拆迁启动后的2008年八九月间做的，那个170.78万的数字也是常恒光指示他写的。

　　郑志勇的说法被常恒光一口否认。他表示，郑是在被威胁诱导的情况下做的笔录。

　　程序往下走，按照焦作市规定，此类拆迁补偿款的评估报告，必须经财政局项目资金评审中心评审，出具评审报告后，才可以由建设单位支付补偿款。

　　然而，据焦作市财政局项目资金评审中心两名员工证实，因为常恒光一直没有提供正式的评估报告，该中心的评审报告就一直没有作出，但该评审中心还是批准了常恒光的拨款申请。

　　负责协议签订和补偿拨款的单位，是焦作市政府下属的焦作市建设投资公司，该公司负责涉案项目所属迎宾大道拓宽工程。

　　该公司经办人员毛燕玮表示，“这个拆迁工程没有评审报告”，之所以根据评估公司和拆迁办的摸底丈量材料，草草确定170.78万元的补偿金数目，是因为“拆迁的时间紧任务重，市政府要求必须按时完成”。

　　毛燕玮的上级王国安更透露，整个投资计划为8300万元的迎宾路拆迁工程，不独涉案的这个加气站，其他的拆迁项目也都没有出具评审报告。

　　在律师对常恒光的辩护中，焦作市迎宾大道拓宽工程为速度牺牲程序的做法，也屡屡被提起。“常恒光的做法看似有问题，其实是他们一贯的操作方式，也是领导允许的。”辩护律师李会清。

　　拆迁任务：拓宽工程实为违法项目

　　在常恒光的卷宗中，检方复印了《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焦作市房屋拆迁工作程序》、《焦作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焦作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等十来部法律法规，来证实常恒光的违法违规和滥用职权。

　　但这些条文，同样成为辩方的武器。2010年下半年，北京律师李会清代理此案后，来到焦作。他很快发现，别说常恒光所涉案的加气站项目的拆迁违法，就是整个迎宾大道的拓宽项目，也是一个连立项都没有的违法项目。

　　作为焦作市拆迁办主任，常恒光负责审核和发放拆迁许可证。但直到迎宾大道拓宽项目基本完工，常恒光都没有给这个项目发许可证。

　　“该工程的拆迁范围为108米宽，已经远超过市级公路的最高标准。”李会清说，这意味着迎宾大道拓宽工程不可能获得立项和拆迁许可证，所有拆迁都是违法的。

　　官方也在行文中回避了这个问题。2008年1月28日的焦作市政府市长办公纪要称，该工程“按道路总宽度70米以内设计”，而在拆迁征地中，分到任务的各县区无不按照108米进行。

　　常恒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与会者中排行第十。他几乎只能算是列席，在进行职责分工时，并没有拆迁办的份儿。

　　常恒光被分派任务，始自2008年7月11日又一次市长办公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常恒光属于改造协调小组成员，他的任务是“负责督促指导武陟县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的拆迁工作，帮助两县区抓紧制定具体的拆迁补偿办法，协调拆迁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到了2008年8月份，焦作市拆迁办不再仅仅是一个督促指导单位了。当时，拆迁已近后期，高新区发现涉案加气站并非自己辖区，但解放区也拒绝接受，焦作市政府就将此任务交由焦作市拆迁办。

　　避险行为：拆迁外包与节余资金

　　就常恒光将拆迁工作外包的做法，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种避险行为。按照国务院《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如焦作市拆迁办直接去拆迁，就违背了此条例。

　　但在该工程的其他拆迁项目中，焦作市城建投资公司分别与高新区、武陟县政府等签订的《拆迁协议》，皆为违规的“大包干”协议。虽然，市政府的会议上表示“拆迁补偿要公开、公正，接受群众监督和财政监督”，但在这段话之后，紧跟着则是，“具体工作要注意策略，讲究方法”。

　　而如何讲究方法呢？直白地说，就是被拆迁人的所有权益，能剥夺的尽量剥夺。连最基本的拆迁评估金额，被拆迁人都无法看到。常恒光在说服财政部门在没有评估报告下拨款时，就解释说，之所以先不出报告，就是害怕被拆迁人看到报告后以此要价，给拆迁带来难度。

　　当时，该项目的拆迁任务被列入2008年度重点考核目标，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时，焦作市政府对相关县区也进行了物质刺激。时任焦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刘会生透露，在与各县区签订“大包干”协议时，市政府承诺各县区在完成拆迁任务后，所节余的拆迁资金，“可以弥补经费的不足，只是要求财政对财政”。

　　这样的办法显然颇为奏效。根据刘会生提供的数据，整个迎宾大道拆迁补偿款前期补偿金额为8000多万（8300万）元，实际只花了6000多万元。

　　按照常恒光的解释，他之所以将财政拨款170.78万元压低到140万元，跟康春红代理的拆迁公司签协议，就是为了让单位得到那30万元的节余资金。

　　证据不足：难以收场的司法“烂尾楼”？

　　2012年2月22日，常恒光案更改罪名后的第一次庭审，在马村法院进行。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庭审从上午10点多开始，直到午夜12点多结束。

　　庭审中，常恒光操着浓重孟州口音的普通话，频频要求发言。他这次情绪比较稳定，而在上几次庭审中，每提到被刑讯逼供，他就激动得哽咽难言。呆了一年多的看守所，他的身体已不如以前，曾因为缺钾，歪倒在厕所内，直到服药后，双腿才恢复了站立行走。

　　辩护律师坚称常恒光无罪。他们举出多条证据证明检方在有意诬陷：一条是，参照讯问录像，检方在讯问笔录上为常恒光加了话，让他自己承认“经常与康春红半夜通电话”；还有一份13页的笔录，历时45分钟，每页572字共7400字。这让辩护律师质疑笔录造假，要求查看审讯录像，看看那个打字速度超过专业速录员的侦查员：“我渴望见反贪局侦查员，他这打字速度如此飞快超过专业速录员，我得好好跟他学学。”

　　除了这起拆迁，常恒光还被指在单位虚报贪污了1.8万元。他的解释是，这些钱都给上级和媒体朋友买礼物，或给单位内部发福利了。为此，焦作市拆迁办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被做了笔录，河南省建设厅和洛阳市拆迁办一退休领导也接受了检方的调查。

　　常恒光下属们一致的说法是，没见常恒光利用所报销的那些款项发福利；河南省建设厅房产处加盖公章证明称，该单位没有任何人收过常恒光的礼品；洛阳市拆迁办的退休干部则表示，与常恒光吃过饭，收过点铁棍山药。

　　只有接受过他一个媒体播放器的当地记者作证，称那个价值2000元的产品，是常恒光送给他的。

　　这个年近半百的副处级官员，真可谓内外交困。在他失去自由一年多后，现任职的武陟县政府发函，要求他退回在武陟期间的数万元工资福利，理由是他的关系还在焦作市。

　　“要是我能出去，可以找很多人证明我无罪。”他多次告诉律师。而事实是，这些人要么被法庭拒绝作证，要么在口供中作一些对他不利的证词。

　　“市里现在也很被动。”当地媒体一位知情者说，因为证据一直形成不了链条，这个当年的反腐成果，现在成了一幢司法“烂尾楼”，“判的话证据不足，放的话后患无穷。”

　　曾为常恒光同案犯的下属祝德华在作证皆由常指使之后，被释放，回到了原单位，拒绝见常恒光的家属和记者；被检方指为常恒光同谋兼“情人”的康春红一直拒不承认与常恒光合谋贪污，在交了30多万元后，取保候审，无法回地震局上班，家庭也面临着危机。

　　而此案，并不是康春红第一次借用拆迁公司的资质赚拆迁钱。对以往的生意和是否遭受刑讯逼供等问题，康春红告诉南都记者，鉴于她目前的状态，她不能多说。

　　常恒光与康春红认识的时间，以及康春红在加气站拆迁完成后，所赚得款的具体去向，遍阅卷宗，都没有明确答案。马村区检察院和焦作市检察院，也都拒绝接受采访。

　　3月中旬，马村区检察院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此案将很快宣判。但直到两个多月后，家属仍未接到判决书。

　　在常恒光案发后，焦作市拆迁办进行了内部整顿，重新理顺了办事章程和财务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