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以市场化导向重新审视金融改革
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金融支持“三农”问题，相当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义。对此，除了要有各种财税政策优惠外，必须出台限制农村资金回流城市、鼓励城市资金流向农村的明确政策。
鼓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关键是，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经营，要真正尊重农民意愿，支持农民创造的各种经营方式，杜绝一切不应有的行政干扰。在监管上，要“往后退”，切忌照搬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将监管沿海发达城市现代商业银行的政策，简单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滞后、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上。
一切涉农金融机构的业务，应享受普惠政策。今后政策性业务可以公开招标，由普通商行承担，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须单独到账，分别考核。
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不应缩减，而应进一步加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大可不必搞股份制、公开上市，更不应该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当前中国不缺商业银行，缺的是有实力的、经营得道的政策性银行。因此，不应鼓励政策性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更不应鼓励转向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综合性银行。
国有金融资产管理
当今中国，国有资本基本控股全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这违背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同时，产业与金融的密切关系，不利于充分体现市场竞争原则；民间资金基本被排斥在外，也不利于中国高储蓄状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
应尽快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原则。在现阶段，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管理规模越大、增值越快越好”的单一的商业原则。国家应确立目标，将不同类的金融企业区别为应绝对控股和可以相对控股的两类，实行股份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方针。坚决杜绝“一刀切”商业化。
中央和地方金融资产的管理，可坚持财政归属主体不同、管理相同的原则，纳入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的统一部署。地方管理的金融资产，多属中小金融机构，应鼓励由地方持股向民营资本转变，地方集中财力解决公共财政问题。
理顺“党企”、“政企”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控股企业董事长和管理层的职位属性问题。只要是政府委派，薪酬水平一律不由市场决定。反之，则由市场决定，并有随时被解雇的风险。
金融监管与监管协调
美国《新监管法案》和《巴塞尔协议…》的中心意义，是降低杠杆率，防止微观利润冲动引发信用膨胀。这对中国同样有意义。但是，中国是个潜在增速较高的国家，且是一个高储蓄率、资本跨境流动适当管制的国家，因此应注意发挥好金融功能对挖掘潜在增长能力的作用，不能作茧自缚。在国内结构调整暂时缓慢，社会流动性过多局面下，可以用比《巴塞尔协议…》更严格的标准要求中国的银行业，但切忌在解决短期问题上，用长期性的法律法规予以固化，更不必追求引领世界金融监管改革的虚名。
同理，当国家信贷规模调控处于困难时期，对信托公司“银信合作”等理财市场规模予以暂时性的控制，这是不得已的短期措施，同样不能用长期性的法规制度予以固化，更不能用类似银行监管的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去约束本质上与银行不同的信托、基金公司的业务。
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各有利弊。在金融创新活跃期，若在金融监管部门分设的情况下，必须设有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需要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监管，进行对口管理。对于实际执行某种金融功能的，“影子”机构，需要根据“功能大于形式”的原则，应由有关监管部门备案监管。
中国国土辽阔，要切实在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同时，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特别是落后地区、瓶颈行业的发展。关键是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落后的地区，对现代化大商业银行和边陲落后地区的小金融机构，必须分类处置，实施不同的监管标准。不能“一刀切”、一律简单套用国际监管标准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监管标准。
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协调的完善，不在于成立由多高职位领导挂帅的机构，而在于以法律法规，明确需要协调什么，健全的协调机制又是什么。如果仍维持现在的组织架构，则应明确包括文件会签的时限、部门不同意见表达的方式、最后协助最高决策者的智力援助如何形成等。
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人员之间调动，需要坚持一定的“防火墙”制度，监管部门不能直接违背《公司法》，任命、指派被监管企业管理层人员。
当今全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国的金融市场已深度统一，市场上任何一项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出台，往往会波及全国。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批准各地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区”之类的方案时，不宜再提“先行先试”之类的条款，不要再给政府的宏观调控另找麻烦。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