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之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有时被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其核心是指这样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结构性风险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比如，改革之初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5%，而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比重已上升到接近50%。这一比重也不可能一直增加下去，因此这种情形是不可持续的。在此期间，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扩大，但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收入不平等恶化。

　　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尽管视角和观点有所差异，这些经济学家都同意其关键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做法。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无偿使用土地、信贷补贴以及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等要素投入。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法律体系对产权保护不足而带来的问题。这些政策虽在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视为政策扭曲，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成功。截至2011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1.8万亿美元。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普遍地压低要素成本，中国不仅为外国投资者也为本国投资者提供了“补贴”。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

　　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会降低还是增加劳动力成本并不明确。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这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体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成本都较低。虽然廉价能源、资本和土地对推动制造业发展也很重要，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大部分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国奇迹”，也引发了“中国经济之谜”。一方面，这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第一，这种显著的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第二，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第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至此，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之谜”也许没有那么特别。许多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变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信贷曾经很普遍。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各自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也同样出现过投资、出口比重增加，消费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更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国经济走向“常规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趋势稳步放缓和经济结构再平衡。一些结构性变化，如经常账户盈余收窄，已经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体现；一些改善，如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在官方数据中尚未得到反映。而其他一些调整，比如收入分配的改善，虽然得到官方估计的肯定，却遭到许多经济学家强烈反对。我们认为，主要受要素市场变化，特别是受到劳动力短缺的驱动，经济结构的改善是真实存在的。

　　经济增长潜力下降

　　从2011年起，我国GDP增长开始减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紧缩政策。2012年3月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经济增长，包括支持正在开展的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GDP增长率仍从第一季度的8.1%持续放缓到第三季度的7.4%。增长减速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再度担忧。

　　然而，由于三方面原因，政策制定者却保持相对冷静，而且似乎愿意容忍增长出现些许放缓。首先，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许多政府官员不愿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经济增长。该计划曾在2009年成功扭转经济增长下滑。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增加了财政风险，制造了不良贷款，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并引发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从2011年底起当增长再次放缓时，决策者们变得更为谨慎，避免再次过度刺激经济。其次，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为8.6%，在2016～2020年为7%；据蔡和陆扬2012年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0～2015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平均为6.1%。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测中国在2011～2020年每年增长6.1%～7.0%，在2021～2030年每年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估计也认为，中国在2011～2020年的增长潜力为8%，在2021～2030年为6%。再次，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宽松政策。2012年CPI通胀率率先放缓，从1月份的4.5%下降到10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2012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比一年前增加470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水平提升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