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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生活中的盐—读刘国明《西方哲学经典》有感

2013-05-29 10:14 来源:东方今报

  哲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读哲学?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哲学,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不能带来加薪和订单,不能帮你提干和发达,但是,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盐的人一定营养不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一点哲学书籍的人,在精神上也会营养不良。刘国明先生,以超越物质诱惑的毅力和坚持,翻译了《西方哲学经典》这本书,他懂得了哲学之盐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品尝到哲学这种特殊养分的滋味。

  别人的 盐

  哲学究竟是什么?架上书并不少,有关哲学的书籍也有几本,看看哲学家们的八卦是很轻松,但一接触到它们高深的“思维的乐趣”,这种关于哲学本性的困惑就时时萦绕。

  人们喜欢说,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这话有道理吗?难道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就一定不聪明吗?难道学过哲学的人就一定有智慧吗?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曾经到德尔菲神庙请示神谕,询问苏格拉底是不是希腊最聪明的人,神谕的回答是肯定的。苏格拉底知道后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一向谦虚地以无知自居。于是他到处去寻找聪明人与他们对话,以求证明他们都比自己聪明而神谕错了。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那些据说聪明而有智慧的人都是虚有其表。由此,苏格拉底终于悟出了神谕的含义:他之所以被神说成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智慧,而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一个认为自己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追求智慧,而一个明知自己无知的人则尽力去追求智慧。由此可见,哲学的智慧是承认自己没有智慧的那种智慧。

  所谓,智慧在别处。

  智慧在别处,这话听起来有点深奥。

  在常人的眼里,我们八卦哲学家的时候,多半把他们当做怪物。他们的行为也多半乖张得不可思议:建议世人“认识你自己”的苏格拉底喜欢冬日赤脚站在雪地里沉思;“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喜欢钻进壁炉,整天在里面潜思默想,据他本人说,他满面尘灰地从壁炉钻出来时其哲学体系已初具雏形;叔本华喜欢雇用通讯员搜求他哲学名声的证据,他还自负地将自己的授课时间与黑格尔的授课时间排在一个钟点,结果没一个学生“独具慧眼”。

  虽然这样乖张,但那又能怎样?这些乖张行为并没有丝毫影响到哲学家们内心的强大。他们的智慧在别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恰好相反,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在哲学家眼中,这些都不过是“现象”,真正实在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或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这些乖张行为也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问题终生不疑,甚至从来都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实际上,哲学的问题深深地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罢了。我们可以不关心数学或者物理学的进展,直接利用它的成果就可以了,但不能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生存的手段和工具,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理性的省察我们不一定就能找到生活的方向,但不经过理性的省察就一定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也曾经说,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

  也许,当我们累了倦了的时候,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翻一番哲学家们的高头讲章,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以及了解他们因为“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就好像他坐在你的对面,与你趁着夜色,微微清风中,完成一次黑夜的“对话”。也许,就能够得到“别处”的智慧,领略到“盐”这种物质既不可口也不香甜的独特滋味。

  他的 盐

  与哲学家对话,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看“第一手”的著作,看经典的作品。《西方哲学经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范本。

  三卷本的“大部头”,150万字的海量信息,涉及西方16位哲学大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到奥古斯汀、安塞姆、托马斯.阿奎那;从勒内·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巴录·斯宾诺莎,到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从大卫·休姆、康德到穆勒,不管你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名字,都在展示一个个哲学家强大的心灵,以及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精微之至的体察和超出常人千百倍的游刃有余的理解。

  150万字的阅读量,对于任何一位读者来说,无疑是艰巨的挑战,更何况又是哲学家们的“经典”?而对于译者刘国明先生来说,我们则更难想象其所经历的坎坷曲折。

  刘国明先生有多重身份,政府官员、硕士生导师、知名网友、著名博主等,说起来,他翻译这本书也颇有机缘:2001年11月~2002年5月,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河南省赴美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接受培训,一天偶然在一家旧书店见到了该书的英文原版书,正读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的他如获至宝,宝贝一样买下,回来后一一精读起来,后来还嫌不过瘾,又逐一把它译成中文。

  据说,刘国明先生最初翻译此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对他而言,这是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我们也相信,每一个灯火沉寂的深夜,这种源自热爱的自发行为,更多地源自与16位哲学大家的“对话”乐趣,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平等地“坐”在那里进行直抵心灵的交流,物我两忘。这大概是我们每位爱书人,都曾经有过的阅读体验。

  虽然哲学并没有所谓的终极真理,但哲学的意义,所呈现的绝不仅仅是“思维的乐趣”。

  无心插柳柳成荫。又据说,刘国明先生的自娱自乐,无意被朋友获知,推荐给出版社,将其中的部分译稿出版成《尼科马亥伦理学》,并约定了《西方哲学经典》的出版,这无疑增加了他翻译这本书的动力与压力。穷五年之晨昏,刘国明终于将这部超级分量的“西方之盐”原汁原味地摆上我们的餐桌。

  我们可以想象刘国明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所体验的“智慧在别处”的乐趣,也可以在“八卦”哲学家生活的同时,在这部书中寻找我们在“别处”的智慧。一百个人阅读别处的智慧,有一百个人的体验;当你寻找到自己的别处智慧的体验时,你也许就觉得,哲学真的就不那么高深了,它就在我们身边。

  盐之差异

  如果说,哲学真的是生活中的盐,那么,西方的盐和中国的盐差别咋这么大呢?相信,这是所有《西方哲学经典》的读者,在和西方那么多大哲学家对话的时候,不能不发出的感慨。

  或许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和他人对生活之终极目的有不同的追求和理解。

  究竟为何我们需要哲学?罗素对哲学的任务做了清晰界定,他说:“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未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也就是试图解决科学所未能解决,而神学之说又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

  回到哲学产生的源头,应该和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这两者有密切关系。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人更注重实用性。从苏秦的合纵到张仪的连横,从儒家的三代王道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无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虽然有的急迫,有的遥远,有的着眼于眼前,有的考虑得长远。而西方则不同,西方哲学诞生于宗教,成为智者的游戏,并不着眼于当前的实际应用,也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影响。新毕达哥拉派和新柏拉图学派都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而以A.奥古斯汀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则更是一种十足的宗教哲学。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哲学不过是用理性解释信仰的工具,成了神学的婢女。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哲学家,像笛卡尔也抬出了上帝,认为在上帝那里,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用来弥补他二元论的不足。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敢公然抛弃宗教,而是孜孜不倦地维护上帝的秩序。

  从生存环境方面说,古希腊城邦时期,人们的思想是比较自由的,思想文化建设也是百花齐放。后来虽然有中世纪的黑暗,但由于宗教和世俗权利的互相牵制,没有形成强大的世俗专制政权。在封建主义向君主专制主义过渡时期,由于上述原因,诞生了现代民主,出现了文艺复兴后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三大革命。而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起,就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家天下时期。李斯说:“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众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这就是焚书坑儒的理论依据。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调味品,如果给你规定了只能吃某一种,那么,它无论再美味可口,也终究会让人厌烦,终究会失去趣味。

  天下美味,万万千千,但无一离得开盐,天下道理,林林总总,但最终的归宿都将落脚于哲学。(夏继锋)

责编: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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