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59)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序第1-2页。
内容提要：文人雅士对城市文化的构建具有关键作用。由胜景品赏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当是有效的途径，但以往的研究却殊为少见。明代南京的胜景品赏活动，先是明初史谨的“金陵八景”，其时文士的活动空间尚囿于城内及近郊，成熟的游冶空间格局还未形成，理解南京的方式更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永乐迁都后，随着吴派文人逐渐主导了金陵文化圈，表现城市的方式带上了较多文人色彩，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图”便已脱离了对政治属性的强调，转而关注城市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及至晚明，为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强化阶层的外在边界，文人士大夫兴起了游冶观览胜景的风潮，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发起的关涉“金陵二十景”的“金陵雅游”活动，即为相应的典型行为。此后朱之蕃又自选“金陵四十景”，调和金陵之王气与文人之品味，并顺应城市想象的惯性路径，远追南京的六朝文化，从而形塑了记忆城市的格局，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南京城市游冶空间。
关 键 词：明代/南京/胜景品赏/游冶活动/文化生态/地方记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9)
作者简介：胡箫白，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
有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愈加繁荣。而作为城市文化主要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士大夫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表现之一便是文士们观览城市及近郊的文化地景群落，兼以诗画唱和所形成的颇为雅致、别具特色的胜景品赏活动，如南宋“西湖十景”，金、元“燕京八景”，明代“金陵八景”、“金陵四十景”等等。按此类胜景品赏活动遴选景致的呈现方式，虽多承自北宋宋迪“潇湘八景”①以来形成的定式格局，然而宋氏“潇湘八景”并无显明的地域指涉②，故此后世以“某地数景”为标签的写实性的胜景品赏格式，所继承者应当仅是“潇湘八景”记忆地景的视角和思路而已。
本文集中讨论的对象，为表现明代南京城市文化的“金陵胜景”。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为“金陵八景”、“金陵十八景”、“金陵二十景”和“金陵四十景”。诸次“金陵胜景”都是文人胜景游冶、品赏选胜的结果，并呈现于相关的诗文或绘画之中，它们之间则既有继承，又有发新，更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以此，通过系统讨论这些胜景品赏活动所选择的具体胜景以及胜景的排列顺序与表现方式，是能够有效考察甚至厘清有明一代南京城市文化生态及其意涵转变的。值得说明的是，类似本文这样的研究路径，即由胜景品赏活动以论明清城市文化之面貌、特色与变革，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到，故此本文的思路，又颇具尝试的性质。
再就文献材料与理论方法言，本文所论数种版本的“金陵胜景”，或载诸诗文之中，或呈现于图绘之上，虽然以文证史、以诗推史已是学界司空见惯的研究手段，而以图像推证历史的“合法性”似乎仍未得到足够的明晰。新文化史大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经表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③葛兆光也多番提醒学界同仁关注各类图像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④中外两位学者的观点为本文的取向提供了“后援”。至于我国台湾艺术史学界，数十年来更将此种取向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结合得非常紧密，并在其间穿插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理念，相关成果蔚为大观，给人以醒目的印象；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此类艺术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求为历史问题的解决助力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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