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59)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序第1-2页。
内容摘要:由胜景品赏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当是有效的途径,但以往的研究却殊为少见。明代南京的胜景品赏活动,先是明初史谨的“金陵八景”,其时文士的活动空间尚囿于城内及近郊,成熟的游冶空间格局还未形成,理解南京的方式更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此后朱之蕃又自选“金陵四十景”,调和金陵之王气与文人之品味,并顺应城市想象的惯性路径,远追南京的六朝文化,从而形塑了记忆城市的格局,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南京城市游冶空间。一、史谨之“金陵八景”:明初南京的文化环境与城市特性关于明初南京城市的研究,发表较早且影响深远者为牟复礼(Frederick W.
关键词:南京;文化;文人;史谨;图;文伯仁;朱之蕃;胜景品赏;金陵八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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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谨眼中的南京,究竟具备怎样的城市性格呢?非常明显的是,史氏“金陵八景”体现了南京城市极强的政治文化属性,这从其所选取的胜景及其排列顺序和表现方式即可感知。
“金陵八景”的首二景“钟阜朝云”、“石城霁雪”,显然对应的是传为诸葛亮所云的“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22)钟山自古便有“埋金于此以镇王气”的传说,(23)又于洪武九年(1377)始建明皇陵,是政治意味极强的皇权的象征;至于石头城,历来为南京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代名词。史谨将此二景置于八景之首,当是通过对其附加的政治文化意涵的表达,而对南京城的性格做出总体判断,暗示这是一座以政治、军事地位为本的“帝王之城”。
紧随二景之后的“龙江夜雨”亦是对城市政治特性的补充。明初,龙江一带仍属僻远之地,故朱元璋选择此地以建龙江船厂。(24)此后更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于此,船厂规模因之相当宏大,日后七下西洋的郑和宝船即在此建造。如此,史谨在暗示南京城“龙盘虎踞”的政治军事地位之二景后,以象征帝国国力强盛的“龙江”作为延续,可谓是对南京城“帝王气概”的一种跟进表达。
除却“龙江夜雨”,第三组对仗地景“天印樵歌”与“秦淮渔笛”行使的亦是此种功能。前者指代南京城南又名方山的天印山,后者则指向著名的秦淮河。在南京的地域文化记忆中,天印山和秦淮河皆与秦始皇猜忌进而提防此地的“王气”有关,所谓“《舆地志》、《丹阳记》诸书皆言秦始皇用望气者言,凿方山,断长垄,以泄王气,导淮水入江,是为秦淮之始”,(25)换言之,“天印”、“秦淮”既联系着秦始皇“泄金陵王气”的传说,也便反之指涉了南京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
由史谨之“金陵八景”,可见明初南京文人理解与记忆城市的方式,主要为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这与明初南京作为国都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至于史谨“八景”中的另外“三景”,即“凤台秋月”、“乌衣夕照”与“白鹭春波”所表达的城市文化特性,则要等到明中后期才被发扬光大。
自成脉络的史谨的“金陵八景”,在后代仍然得到了继承。如闽人黄克晦在隆庆年间、南京人郭仁在万历年间皆有同名画作向史氏致敬。这些画作至今存世,诸景名称及排列顺序几乎完全与史氏八景相同。然而从笔者所见郭仁的画作判断,其清新雅淡的图绘笔法,已与明前中期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吴派山水的痕迹,故此纵然郭仁画作的主题承自史谨,其所处时代南京城的文化生态,其实已经发生了鲜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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