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59)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序第1-2页。
二、文伯仁之“金陵十八景”：明中期南京的文化趣味与城市记忆取向
艺术史家石守谦曾经概括指出：“嘉靖中期的金陵文化界在艺术品位上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并非因原居上层的贵族阶级的内容有所改变，倒是文人士大夫之跃升为金陵文化界的主流才是最具关键性的原因。”(26)质言之，嘉靖以前，由贵族作为主要赞助人的南京文艺圈子，呈现出豪简放纵、洒脱爽劲的风格，甚至由于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带有不少的“浪荡之风”。(27)而至于明中期，即自嘉、隆时代开始，文人士大夫跃升为城市文化的主流，城市文化风尚亦随之一变。钱谦益即将此时概括为“金陵之初盛”的时代：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28)
上引文中所述诸位皆为吴派文人，而他们所崇尚的细腻清淡的文雅品位，亦不知不觉间浸润了彼时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城市胜景的品赏趣味。
自从永乐迁都之后，南京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层面都遭到了一定的打击，其中尤以政治层面重要性的衰落异常明显：南京六部官员做起了寓公，饮酒评画，吟诗填词。而伴随着前述明初城市鲜明的政治属性之逐步减弱，城市的文化特性渐次凸显，具体到胜景品赏活动亦复如是。成化丙戌年(1466)进士黄仲昭在其为张祖龄《南都壮游诗》所作序中便有如下表述：
祖龄喜曰：“……况南都山川形势之美，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四方。吾得以行役之暇，探奇览胜以畅其怀抱，亲贤友善以博其见闻，抑岂非浮生之一快哉。”于是浮深涉险而来。泛龙江，以观天堑之险。登凤台，以览形胜之奇。瞻虎踞于石城，望龙蟠于钟山。访朱雀之桥，以吊王谢繁华之迹。临玄武之湖，以询齐陈争战之墟。凡京师宫阙陵庙之雄壮，廪藏苑囿之富饶，台榭寺观之幽奇，园林泉石之瑰伟，无不历览登眺。祖龄兹游，其亦可谓壮矣。既竣事将归，顺庵同官诸公，即祖龄所尝游者，分而为题，曰石城夜泊，曰钟山晓望，曰龙江潮势，曰凤台山色，曰朱雀停骖，曰玄武观鱼，曰牛首晴岚，曰鸡鸣夕照，曰报恩登塔，曰朝阳谒陵，曰雨花怀古，曰栖霞眺远，凡十有二，各采一题赋诗赠之，装潢成轴，题曰“南都壮游”。以予尝辱知于顺庵，命之为序。(29)
分析张祖龄“尝游”而在“南都”为官的“诸公”分题之金陵十二胜景，可以发现前四景仍延续着史谨“金陵八景”的格局，但被关注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后数景则多所改变，加入了别具特色的文人活动色彩，如“停骖”、“观鱼”、“登塔”、“眺远”，皆属文人雅游的举止。如此，可以说张祖龄、张顺庵诸人的此番赏景赋诗，是城市记忆方式由着重政治特性向偏好文化属性过渡的一个旁证，而真正发展到对城市特性理解的截然“文人化”，还要等到以文伯仁为代表的明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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