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59)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序第1-2页。
三山、草堂之后，文伯仁将其时金陵胜景一一铺陈，为观者提供了一次精致的视觉“旅行”，其间又以凤凰台之“凤去台空”、新亭之苟安对泣等，渲染城市渐次淡褪的政治属性和“意象化”的哀伤文化气质。而当“旅途”接近结束之时，文伯仁再次回到卷首的主题，用数个地景重申了他对南京城市特性的理解。《金陵十八景图》的第十六景是“白门”。白门是六朝建康宫城正南门宣阳门的别称，唐人许嵩《建康实录》云：“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栭藻井。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34)又白门最为民间熟知的史事，见于《宋书》：“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35)然则白门既为建康城中轴线御道的起点，象征着六朝古都的显赫地位，也以“白汝家门”的“不祥”，隐喻了这座城市的悲惨命运。及至隋朝平灭江南，六朝古都果真被“平荡耕垦”，(36)昔日繁华灰飞烟灭，故在唐代以降被固化的“金陵怀古”文学母题中，白门与白下、白城一起，成了城市的别称，(37)且被附加上了沧桑沉重的意蕴。乾隆御题诗云：“白下由来名久标，白城相接白门遥。而今遗迹多荒没，谁复凄凉叹六朝。”(38)这可谓精准拿捏住了文氏笔下白门的象征含义，即它是对城市频遭毁损命运的重申和暗示。至于文伯仁选择在“金陵胜景”旅程行将结束之时，以白门将观者导出城市，则是为了提醒他们这座城市表面的繁华美好背后，沉淀的是意象化的悲伤与毁灭。
承续白门的是方山。据前述的典故，方山指涉城市黯然的王气，另一方面，方山又与草堂相呼应，也被赋予了“隐”的意味，暗示城市政治属性的消退，如乾隆题诗即解读道：“方山四面耸嶙峋，闻说当年多隐沦。”(39)
“金陵十八景”的最后一景，为江畔的新林浦。也就是说，文伯仁在最后又将观者带回长江边，以幽旷邈远的景致，生发观者对于历史兴亡的无限感慨。回想首景，《金陵十八景图》画册将观者从长江边的三山“带入”城市，最后又在长江边的新林浦“离开”城市，而图画构建的旅行也就在此完成了圆满的叙事。乾隆便衷情道：“港出牛头江水通，谢家江树辨滃濛。连朝近揽兼遐眺，总在德承几帧中”，(40)这算是给了文伯仁安排的“金陵胜景”游览一个满意的评价。
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图》，为“金陵胜景”品赏活动加入了浓厚的文人化色彩，这从他的图绘题跋、胜景选址以及对于胜景内涵的判断都可看出；而与此相对应者，则为胜景所附加和所表达的城市渐次淡去的政治意涵。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自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而其中的充分条件，无疑是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吴派文人士大夫对城市文化圈的主导。
文伯仁的好友盛时泰(1529-1578或1519-1589)亦曾依其个人口味品赏过金陵胜景。《金陵琐事》记载：“祈泽寺龙泉，天宁寺流水，玉皇观松林，龙泉庵石壁，云居寺古松，朝真观桧径，宫氏泉大竹，虎洞庵奇石，天印山龙池，东山寺蔷薇。此十景皆世人所忽，仲交所独取者。”(41)由此可见，盛时泰通过品赏胜景所表达的对城市的理解方式，较之文伯仁来说，实际具备更加浓厚的文人化色彩，而这与盛氏本人的“奇趣”有关。盛时泰行为夸张奇谲，曾“于方山祈泽寺构野筑，杖策跨蹇，欣然独往，家人莫能迹也”，(42)又曾历取城中诸水，作《金陵泉品》，(43)因此他独特的胜景品赏口味也便容易理解。但是不得不承认，盛时泰品评的胜景作为对地方文化的细化，在嘉靖时期仍非普遍现象；待及晚明，以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为首的一千文人，才真正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细化处理，并进而确立了城市记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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