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对“外”以旅游地点的选取，旅游时间、旅游方式的出奇，旅游内涵的深邃博雅，建构与庶民大众、商人阶层有所区隔的身份识别；对“内”，则以胜景游冶活动作为社会交往的习惯方式，强化文人圈子内部的社交网络。费丝言对此曾有精彩的论述，她认为文士常常在选择游冶同伴时捎带上自己的后辈，借机将他们引介给长者，以为年轻人日后的声名建构铺路，游冶活动也因此显得非常仪式化。而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观览便不再仅是兴怀咏古之举，还附加了强化旧日交情、并将之延续到下一代人社交网络里的别样意涵。(58)

　　以上简述了晚明南京游冶活动之于文人的意义，即他们利用胜景游冶，强化了阶层的外在边界，并巩固了阶层内部的联系；而作为文人偏好的交游方式，胜景品赏活动又整体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意识”。可以说，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明南京文人游冶活动的表征，前者是兴发胜景品赏的诱因，后者则为游冶活动特色的具体表现。然则由另一角度讨论，游冶活动之于胜景本身，以及胜景承载的城市文化本身，又具备了怎样的内在功能呢？下面由朱之蕃的《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入手，对胜景品赏所具体表现出的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进行诠析。

　　四、朱之蕃之“金陵四十景”：南京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的确立

　　结伴游冶并对胜景进行品赏，是中晚明以来常见的城市文化生态。那么这种文人活动除了对阶层属性进行辩护、对阶层身份进行区隔以及对社交网络进行强化以外，是否还有别样的内涵承载呢？答案是肯定的。即以南京地区的情况论，金陵胜景的游冶品赏还造成了文人观览城市、记忆城市之方式与视角的确立。

　　《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下称《金陵图咏》)为朱之蕃所作，其人的身份上节已有简介。既然朱之蕃已经参与了“四君子”的“金陵雅游”，为何又作此《金陵图咏》呢？该书序言给出了答案：

　　圣祖开基定鼎，始符千古王气……相沿以八景、十六景著称，题咏者互有去取，观览者每叹遗珠。之蕃生长于斯，既有厚幸，而养疴伏处，每阻游踪，乃蒐讨纪载，共得四十景，属陆生寿柏策蹇浮舫，躬历其境，图写逼真，撮举其概，各为小引，系以俚句，梓而传焉。虽才短调庸，无当于山川之胜，而按图索径，聊足寄卧游之思。因手书以付梓。(59)

　　据知朱之蕃作此《金陵图咏》的原因在于：其一，朱氏对仅评定金陵八景或金陵十六景表示遗憾，认为还有许多胜景难以入选，而且针对吴派文人对南京城市的表现方式，朱氏抱怨他们对金陵胜景的表达有失偏颇，某种程度上“目光短浅”(60)；其二，朱之蕃自陈身体状况欠佳，许多景致难以亲身游览，因此委托弟子陆寿柏按景成图，而自己作文以配，“足寄卧游之思”。

　　关于《金陵图咏》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讨论。费丝言强调应将其放回社会脉络和历史场景中，注重其外在功能的演变。如就《金陵雅游编》与《金陵图咏》的差别，她认为《金陵雅游编》仅仅停留在对胜景的介绍，而《金陵图咏》则对品赏胜景的方式做了说明与建议。(61)两者反映之观赏及认识城市的角度殊为不同。吕晓认为《金陵图咏》除了导览功能外，还“突出了金陵作为完整城市的价值，而且对金陵的‘王气’特意加以强调”。(62)程章灿、成林则爬梳了从唐代刘禹锡《金陵五题》到清代“金陵四十八景”的转变过程，强调文学对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功能，认为古代作家的吟咏品题为古都南京建立了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体系。(63)

　　基于前贤的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回到《金陵图咏》本身，重新检视朱之蕃关于诸胜景的品题诗文，而试图提出“《金陵图咏》是对南京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的确立”这一观点。

　　兹先依《金陵图咏》之胜景顺序，录入胜景名称，并摘取配图的部分相关诗文叙述，概括其观览或记忆胜景的关键历史文化属性，制表如下：(64)

　　依据上表，不难发现朱之蕃版的金陵胜景及其对金陵胜景的认知，呈现出如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