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59)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序第1-2页。
其一，朱之蕃延续了对“金陵王气”的表达。其所选取的四十景，首八景便向明初的史谨致敬：胜景名称几乎完全相同，惟顺序略有变化，特别是将“龙江夜雨”移到了末位，可能的原因或是洪武朝尤其永乐朝规模宏大、热闹纷呈的龙江船厂一带，到了晚明已经“今虽凋敝”了。而在“史氏八景”以外，朱状元更以“天坛勒骑”提醒读者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国都”身份，又用“长桥艳赏”勾勒明初帝都生活的美好繁盛。
其二，朱之蕃所选四十景带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前述文伯仁、盛时泰一千人等引领了南京城市文气之“初盛”，晚明又兴起了胜景游冶的热潮，朱之蕃则明显受到这些风气的润染。其所蒐讨的诸景，如燕子矶、清凉山、嘉善寺等，皆因游冶佳处的属性而引起朱之蕃的关注，而在品评虎洞、祖堂山时，则强调其人迹罕至、难以登临的特点，这符合晚明文人的思维惯性。此外亦如费丝言敏锐的论述，朱之蕃还推荐了别具特色、极富文人色彩的观览方式。(65)最后一景“长桥艳赏”，则暗示了晚明文人狎妓宴乐的典型文化生态。
其三，朱之蕃的胜景品赏带有挥之不去的“六朝”情结。即便如“狮岭雄观”这种以明初史事而闻名遐迩的地景，(66)他也不提其在明代的命运，却将重点放在了六朝时的得名原因以及登览所见旷景之上。按明代南京文人心中一直存有“六朝”情结，弘治、嘉靖年间活跃于南京一带的文人便被称为“金陵六朝派”，其文章诗赋皆宗六朝，风格绮靡，辞章华丽；(67)《金陵雅游编·序》中也说：“金陵名胜自六朝以来，甲于天下，岂非以王谢诸贤重耶？然地狃偏安，人希旷览，流连光景，局促一隅，虽佳丽著称，而地灵尚阙矣”，(68)又“即余游金陵数年，问六朝遗踪，多不能举其处，而编中所载梅花水、虎洞诸胜已罕有迹者，千秋之感又岂但在乌衣、朱雀已也。”(69)这道出了“六朝”情结对江左文化的形塑以及对身处其中的文人们的影响。可以说，取法六朝，上承魏晋南朝，已是金陵文人的惯性思维，而在朱之蕃的胜景品赏行为中，这一取向得到了再次确认。(70)
要之，朱之蕃选取与品赏的“金陵四十景”，实际确立了地方文士对城市特性的理解方式和记忆格局，即在“六朝”情结的笼罩之下，品味与追忆“金陵王气”，而整个过程又带有极其浓郁的文人色彩。及至明清易代，由朱之蕃《金陵图咏》所呈现的这种记忆范式，仍对清初金陵文人抒发遗民情怀提供着极佳的参考和范本。(71)如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樊圻，即遵循着自朱之蕃“金陵四十景”以来形成的城市想象之“范式”，其诸多作品中，皆可见到所受朱氏影响的痕迹。(72)又在康熙初年由陈开虞组织编纂的《江宁府志》中，亦载有周亮工作跋、高岑绘制的《金陵四十景图》，可见胜景图绘在清初已经“登堂入室”，进入了官方文本的叙述中，这似乎宣告了地域文化在易代之后回归了常态。然而需要留心的是，易代以后的金陵胜景图绘，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遗民情结的影响，作者表现胜景的方式和态度以及胜景所承载的意蕴亦多产生了变化。(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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