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在谈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中方红十字救援工作时，常引用《申报》上的一篇关于中国妇人金氏为前方伤兵募集善款的报道，并认为此“金氏”即为中国女性留美习医之第一人——金韵梅。但经过中外文资料相互印证，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金韵梅在甲午战争期间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中方红十字会的善款募捐活动。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金韵梅的生平事迹，还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早期认识和实践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而以金韵梅为代表的几位中国早期著名西医学家的中文人名异写现象，凸显了近代中国人名在英文回译过程中存在的乱象，值得学界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关 键 词：金韵梅/甲午中日战争/红十字会救援/英文回译

　　作者简介：崔军锋，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在谈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中方红十字救援工作时，常引用1897年2月8日《申报》上的一则报道：“宸翰褒功：前年中日之战，直隶总督就牛庄设立野战医院以疗满洲受伤兵士。有中国妇人金氏者，前在美国习医，至此适毕业而归。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更得奥国总领事相助为理，募诸各善士，集得洋银三千元，受伤者遂医药有资，渐渐痊愈。皇上闻而欣悦，特于事毕之后，赐以御书横额以奖其功。其额长六尺，阔二尺三寸，髹以黄色大书‘恒乐慈善’四字，上钤御玺中书‘敕赐’二字，四周遍缀金龙，雕刻精美。盖以中国政府有善必旌，故奏请皇上特颁此□，此妇亦荣矣哉。”此篇报道注明据“日本日日新闻云”。

　　论者多据此认为此“金氏”“十有八九为金韵梅(又译为金雅妹)女士。她是中国最早留美毕业回国的留学生，学习医学，后与孙淦共同发起成立天津红十字会。这一推测如果能够得到证实，金韵梅该是中国人创立红十字会组织的率先实践者”①。这一观点随后被多次转引，尤其是被一些地方史志研究成果所多次转载引用。甚至更有人直接将可能变成了肯定，将金韵梅与孙淦于1911年底合作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时间提前，直接说成了在此时两人即已合作并创办了此机构。确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女性赴美习医并姓金者，只有金韵梅一人。但笔者经过一番严格考证，却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这很有可能是一则误报的新闻。作为中国西医学史上的早期著名医学家，金韵梅的生平事迹十分值得研究；尽管医学家的生平活动资料向来很少，也很零散，很难收集，但由于这一问题还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早期认识和实践等重要问题，故笔者不揣浅陋，希望通过历史资料来考证一下这一观点，并探讨与金韵梅相关的一些问题。以下分甲午战争中红十字会研究与金韵梅个人研究两个主要方面展开考辨。

　　一、甲午红十字会参与战后救援辨

　　若说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后方救援，红十字会确曾参与其中。资料表明，在中日开战之后，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曾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②。但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红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会未能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主要是来华基督新教医学传教士，在战争后方的营口(牛庄)、烟台、天津等地，为中国伤兵建立起了红十字医院，开创了红会在华实际救援活动的先河③。

　　中日开战之后，在东北辽阳等地传教的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cotland United Presbyteruan Church)传教士，即从内地教堂撤退至营口(牛庄)，在那里他们与外国兵船人士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负责人是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和戴利(Daly)，时间是在1894年12月④。又据《申报》载，当旅顺战斗失败之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寓沪西人即组建红十字医疗队，乘“图南轮”前往东北救治。不料，随日本侵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的赤十字社也收治中国伤兵，于是，这支红十字医疗队即准备返回⑤。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约于1895年1月由笪达文(Cecil John Davenport，1863-1926)建立，因为距离战场较远，故其收治规模不大⑥。大约在烟台红会医院建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专门救治中国伤兵的红十字会医院以及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参与的医院主要有Dr.Benn负责的卫理公会女子医院(the Isabella Fisher Hospitаl，成员包括Dr.Edna Terry，Dr.Philip Leach)、Dr.King⑦负责的女子医院(Hospital for Women)、Dr.Smith负责的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Dr.Frazer负责的R.C.Hospital、林联辉负责的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这些医院共同组成了一个“天津独立红十字会”(Tientsin Independent Red Cross Society)，并向营口派遣了一支红十字医疗队。医疗队主要是在战地帮助非红十字会系统的医院工作，而天津的独立红十字会则负责红会医院的筹建、伤兵的治疗及与各方的协调等。

　　由于在甲午战争时，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故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所收治的伤兵主要是从辽东前线转运过来的，为此，他们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由两名红十字会人员负责，将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善为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⑧。可见，当时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医院多是自发形成的，其间并无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和烟台则与上海的红会组织联系较紧密。因为当时两地经费支绌，红会医院难以为继，故营口和烟台两地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外募捐，所得之款，供两地分配使用。为此，上海地方的外籍人士在甲午战事期间成立了一个专门募捐筹款的红十字会。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人加入上述来华外人所办的红会医院进行服务，并为红会募集善款。借着这次战争，西方红十字会思想与文化得以在华宣传和传播，为后来国人创办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打下了重要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的赤十字社也进行了收治中国伤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