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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农村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

2017-02-10 14:53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摘要]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加强农村宣传思想工作。

  【党史钩沉】

  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卓越的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必须与农民发生最根本的联系。为此,我们党在宣传、教育、引导和动员农民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全面丰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并对当代农村宣传工作的发展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农村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革命时,经常使用宣传、宣传工作和政治宣传等概念,并非常强调宣传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要求大家“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列宁同样高度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强调它“始终应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村宣传工作,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都作过一系列科学论述,为推动农村宣传工作,动员农民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在编辑出版《新青年》等刊物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农民问题与农民革命进行探讨。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因此,他主张以教育和宣传先行,农暇时给农民讲授文字及世界大势,宣传“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官僚劣绅”,引导农民参加革命,实现农民的解放。李大钊不仅亲自领导过北方农运,而且还撰写了《青年与农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并通过与俄国农民革命的比较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他呼吁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开展组织联络、教书识字与“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使农民认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及其应走的道路”,为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而战斗。

  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主办中央农讲所,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号召全党深入农民,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赞“普及政治宣传”的作用,强调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都可以使农民如同进政治学校一样受到教育。他还在《长冈乡调查》中肯定乡村宣传队的作用,强调要“专门研究宣传材料和宣传方法”,使农民了解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此外,彭湃、阮啸仙、沈定一等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在领导广东、浙江等地农运的过程中,对农村宣传工作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总结。我们党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深刻认识和丰富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也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组建扎根基层的宣传工作队伍

  张闻天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党非常注重农村宣传的组织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优良、服务意识强烈、愿意扎根基层的宣传队伍,为党的宣传事业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1921年8月,中共一大后即成立中央宣传局,一年后组建中央宣传部,并先后更名为教育宣传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宣传委员会等,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陆定一等先后担任宣传工作领导职务。1923年10月,中共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教宣委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等单位,负责《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物与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并要求“各地方委员会中当选定一人负教育宣传之责”。在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地方各级党组织都设有宣传部门,建构起自上而下、统一领导、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农村组建宣传网,推动“宣传下乡”不断形成新的高潮。1951年1月,中央颁发《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农村中,区委员会应当建立宣传员传授站的制度,由区委委员经常分别召集几个支部的宣传员或宣传员的代表,传授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分发和讲解宣传资料。”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一个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骨干、覆盖全国农村的宣传网迅速建立起来。1980年1月,中宣部发表《关于加强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要“建立一支由报告员、辅导员和宣传员等组成的基层群众宣传队伍,使基层宣传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对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农村宣传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宣传干部队伍,主要是各市、县、乡、镇的专职宣传干部,具体从事农村宣传工作的管理事务,负责政策宣传、上情下达和信息交流等工作。二是专职宣传队伍,主要是各市县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与通讯员,农村文化站、图书馆与文艺队的工作人员,这是农村宣传的主力军。三是兼职宣传人员,主要是乡镇村组干部、共青团员、中小学教师、离退休干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这三部分宣传工作人员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一定的理论修养,而且扎根农村基层,成为党中央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加强农村宣传的制度体系建设

  我们党在领导农村宣传的实践探索中,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科学性的宣传制度体系,为保障农村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决定与指示等,包括大革命时期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抗战时期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改革开放后的《关于加强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等,对农村宣传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导。

  在农村宣传工作中,“党管宣传”总揽全局,从市县到乡镇、再到各村组,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宣传工作体制,从而使党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得到有效传播与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还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实际需要,在宣传机构设置、人员与业务管理、图书与报刊出版、新闻稿件刊发、文艺作品的发表和公演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抗战时期,中央西北局规定各分区党报的稿件均须经地委宣传部长审阅,重要社论和稿件还须经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议定。文艺作品(戏剧、文学、美术、歌曲等)的公演或发表,须经同级宣传部的审查并报备。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宣传部门出台宣传计划、工作总结汇报制度,对各级地方宣传机构和人员加以规范,华东局还制订了《稿件的处理及审查规则》,以加强对新闻出版的管理。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颁发一系列对新闻、出版、文艺方面的管理制度与条例,既可以加强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与文化单位的制度体系建设,保证党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又有利于强化责任监督与有效管理,促进政策信息的上传下达与民意的有效沟通,真正使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注重宣传方式方法的探索创新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积极探索宣传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用以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教育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历史上看,中共早期对农民宣传的媒介主要是报纸、杂志、画报、传单等纸质媒介。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了《中国农民》《犁头》等大批农运刊物,但这些刊物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毛泽东还亲自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对推动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人陈翰笙、薛暮桥等主办《中国农村》杂志,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影响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传媒发展迅猛,报刊数量不断增长。1950年,农业期刊有55种。1954年,面向农民的报纸达23家。1980年,《中国农民报》创刊,1985年更名为《农民日报》,邓小平亲笔题写刊名。除此之外,《人民日报》及各种党报、党刊等,均开辟有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专栏。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与网络等传媒在农村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广泛普及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开始建立广播收音网,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基本普及有线广播。尤其是实施“村村通工程”以来,农村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迅速普及,成为宣传党和政府声音的重要工具。

  我们党对农村宣传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样化。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提到十几种,如标语、图画、歌谣、壁报、讲演、群众大会、谈话、传单、布告、宣言、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募捐活动等。在农村地区,墙体就是宣传的重要载体,各种标语、口号、墙报等成为一道特殊景观,至于广播电视及网络信息发展起来之后方式方法就更加多样了。二是通俗化。由于农民识字不多,文化水平有限,故通常选择一些身边的人和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加上一些活泼有趣的故事等,用以增强宣传效果。三是实践性。举办读书、座谈、演说、游行、文艺表演和观看影视片活动,参观烈士陵园、纪念馆和博物馆,到工矿企业和建设工地劳动参观,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互动,让先进典型现身说法等,通过富有实践性、创新性的活动来实现宣传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加强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作者:毕耕 刘瑞琪 柳杨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宣传史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0日 11版)

(责任编辑:王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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