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问题，是一个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的问题。不理解它的政治性，就不懂它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不能从学理上阐明这个问题，就不懂它何以在当代中国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文化自信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不能分割。

　　1、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

　　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说，它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文化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要性，难以说清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性，难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如果我们脱离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把文化自信问题变成一个与中国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无关的所谓纯文化学的问题，就是把沸腾着中国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时代性课题，变成一个书斋中的问题，遮蔽了它在中国现实的重要意义。

　　从文化本身来说，原本不存在“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怀有眷恋和热爱之情。“美己之美”是文化民族性的表现。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问题，它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肯定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文化不自信，是文化自卑。在当今，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问题，只有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舆论场才能理解。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百年的历史中，屡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国人中曾经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绪。从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后到文化不如人。总之，中国一切不如人。连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月亮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胜利。但是文化自卑思想，在一些人中并没有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完全绝种。它的现实表现就是关于道路和制度的选择问题，认为中国应该走世界文明道路，所谓世界文明之路，就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之路。这条路才是世界文明之路，才是人类发展的普遍道路。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完全离开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道，是沿袭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主义之路，是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的封建社会老路。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世界文明之路，是人类的共同道路，而中国根据自己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自己的国情选择的道路就是非文明道路呢？说到底，就是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在当代中国，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怀有自卑心理的人，就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种极度的不自信的表现，就是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作为衡量中国现实的尺度，把别人鞋子的尺码作为衡量自己的鞋子是否合脚的标准。如果说，“郑人买履”是宁愿相信鞋样而不相信自己脚的蠢人，那种鄙视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而只相信西方文化优越，是中国曾经被殖民的余毒未尽。如果离开中国近代百年的耻辱史，脱离当代关于中国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构建的论断，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提出文化自信问题。把文化自信问题放置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传统文化”错误彻底“反省”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理论误导。这不仅不理解文化自信问题的现实性，而且会导致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进步潮流，诱发复古主义的沉渣泛起。

　　当然，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具有政治现实性，而且包含文化理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问题，必然同时会呈现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学理性极强的学术问题。不懂文化的本质和功能，不懂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就难以深透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而且着重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说明，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内涵，它涉及的是文化能动作用，以及只有文化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

　　为什么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是只应该适应市场需要呢，还是同时要具有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作用，防止资本的逐利本性对道德对思想对政治产生负面效应？文化理论问题研究越深入，对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透，就会从政治问题进入到理论问题来思考。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被理论所把握，并且能从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头脑并为群众所理解。

　　文化自信更基础。文化包含着价值观与理想和信仰，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品格，也是民族成员的素质提高和道德修养之泉。作为精神家园，它仿佛是巨大建筑物的地基和承重墙。没有地基和承重墙的建筑物是经不起任何震动和冲撞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民族，经不起强敌入侵和政治上的狂风巨浪。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道路的选择、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精神田园杂草丛生，就如同要建设高楼而不夯实地基一样。

　　文化自信更广泛。文化的主体是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属于文化人，属于知识分子，属于文化工作者，而且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职业，属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在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中，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如同空气，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人不在。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才能从文化心理和情感上得到最广泛最大程度的认同。

　　文化自信更深厚。文化有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特殊功能。文化当然是由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但它的反作用又会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时空限制。在社会形态变化中，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会为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取代，而人类文化是一种继承和积累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君主制度不再存在，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创造的文化仍然作为文化传统在发生作用。文化当然也是变化的，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会因变化而没有传统、没有积累、没有继承。在社会结构各因素中，文化的作用是最为持久的。不仅持久而且深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深且厚。它有长达数千年的持久性积累和发展，既有我们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又有近百年革命先烈创造的革命文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创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代表过去、代表现在，又代表未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文化持久而深厚积累基础上选择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它不是浅土插花，而是在文化沃土中深根栽树，得到中国深厚文化之泉的持久的浇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大海般的哲学智慧。

    2、文化自信视角的历史审视

　　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历史是文化之根，文化是历史之魂。历史是社会的整体性存在，是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活动舞台。因此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它的历史。不理解中国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如果我们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短期的文化自卑阶段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阶段。这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文化自信问题上的马鞍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马鞍形是不可分的。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先秦到明中期的高度发达，随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解体，经过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浴火重生，中国再度和平崛起。不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马鞍形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是抽象的、非历史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性的文明古国。在长达几千年历史中，中国从来不缺乏文化自信。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什么有这种文化自信呢？因为自秦汉至明中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国势最为强盛的国家。在公元前后曾是与罗马帝国相对称的东方秦汉王朝；当世界经历罗马帝国的分裂，经历波斯大帝国的兴衰，经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中国直到唐、明和清朝前半期，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疆域辽阔，长期保持统一的泱泱大国。正因为有发达的农业经济的支撑，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有统一的国家的保障，因而中国文化也最为发达，最为自信。

　　商周时代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文化之高度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史的辉煌篇章。秦始皇陵墓中发现的气势雄伟的兵马俑，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所显示的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宋代的发达的城市文明，以及古代中国穿越沙漠、扬帆远航的陆海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人的高度自信。

　　第二阶段，文化自卑，文化自信处于低谷阶段。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外扩张和殖民时期，经过长期发展并处于成熟和高峰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和解体。昔日辉煌的东方大国变成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泥塑巨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劫难的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无数条捆住中国手脚的绳索、套在头上的枷锁和插在身上的吸血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存亡危机。有人说，中国当时GDP直到康乾时代还是世界第一。这只有统计学意义。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中国明末和清初，犹如百足之虫，看起来还是庞然大物，实际上已落后于西方。中国的GDP是由众多的劳动力生产的农业产品构成的，而西方虽然由于人口少，GDP当时总量不如中国，可是它们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中华民族发生危机，国家发生危机，文化自信必然发生危机。这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自卑阶段，也就是文化自信的低谷时期。

　　文化自信的低谷期与国家衰败是相联系的，它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同时又唤醒了更多中国人。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可能把他们从原来的麻醉状态下唤醒似的。”的确，中国近代遭受的耻辱和苦难，既摧毁了统治者和一些人心中盲目自大的天朝大国式的愚昧，却同时唤起了具有民族情怀的先进中国人椎心泣血，奔走呼号，开启了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

　　路在何方，中华民族复兴应该走哪条路？当时学术界能想到的只有两条路，这就是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的，一条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之路，一条是主张返回中国固有文化维持原有封建体制之路。至于所谓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本质上属于第二条路的改良和变形。实际上中国还有第三条路，这就是革命之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启了这条道路，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孙先生逝世过早，抱恨终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继续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这条路，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我们当代正处在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也是文化自信的重建阶段。中国历史经过文化自信、文化自卑到当代文化自信的重建，仿佛是个马鞍形或者用哲学术语说是个螺旋形，但不是黑格尔的三段式，不是回到起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我们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建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新的基础上的重建，是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重建，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