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治国理政与思想力的作用

　　当前， 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支撑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的学理基础。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 要求我们必须发挥思想力的作用。思想、 权力、 利益或 “理” “力” “利” ， 分别对应着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 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支撑经济、 政治体系往往需要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思想体系之中， 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思想体系影响着现实的经济体系、 政治体系， 同时也反过来受现实的经济体系、 政治体系的影响。它们共同开拓了伟大的时代， 构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因此， 治国理政， 形式上是权力的行使和支配， 是利益的实现和配置， 但实质上是思想的引领和指导。

　　治国理政， 离不开思想力。从古至今， 没有思想的统治是不存在的。自古以来， 思想文化对人类社会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 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势力战胜另外一种势力， 而实质上则是一种思想或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或主义。可以说， 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先导， 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都不可能把大多数人凝聚起来， 也不可能执好政理好国。同理， 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 往往首先是从思想理论上的衰落开始的。正如杜兰特先生所言： “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 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

　　[1] 在这个意义上， 聪明的政治家总是善于运用理论这种法宝。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思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 也在于人有思想。帕斯卡尔在 《思想录》 中提出“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 并作出这样的论证：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 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 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 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

　　[2] 人类思想是各民族在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脚印， 如果丢掉了， 人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去。就世界思想史而言， 人类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首先， 实现了从 “上帝” 到 “人” 的主题变奏。如果说中世纪之前的思想， 主要是围绕 “上帝” 展开的，那么近代以来， 则主要是围绕 “人” 展开的， 具体而言是围绕 “经济人” “社会人” “自我实现的人” ， 围绕人的体力和智力， 以及围绕人的理性、 非理性、 意识、 潜意识、 意志、 情感、 心灵而展开的。翻看西方哲学史，你就发现， 在康德之前， 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争论不休。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 斯宾诺莎。在他们看来， 只有理性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笛卡尔身体孱弱， 躺在床上太久， 一会儿做梦一会儿清醒， 似梦非梦， 似虚还实。他提出“我思故我在” ， 并以此来区别梦境和现实。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和休谟， 他们认为经验才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而康德则认为， 世界可以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 现象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而物自体则是不可认识的。在他看来， 哲学有四个基本问题， 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期望什么？人是什么？其 《纯粹理性批判》 集中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 《实践理性批判》 集中回答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 “我们能够期望什么？ ”纯粹理性讲的是认识问题， 实践理性讲的是人的道德行为问题。1790年， 《判断力批判》 出版， 它试图回答第四个问题 — — “人是什么？ ” 人， 理性的、 完整的人， 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 努力实现“合规律性” 与 “合目的性” 的统一。这三本书， 就是后人所说的 “三大批判” 。黑格尔则指出，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3] 。他提出了著名的 “二律背反”概念， 对于辩证法的形成贡献甚巨。这些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立足于研究本体论， 而人却是有精神生活的， “上帝死了” ， 孤独、 无聊、 寂寞、 空虚常常布满人类的心灵。叔本华的代表作是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他看来， 世界的本质是意志， 所以它充满痛苦和狰狞。意志即欲望， 欲望总是沟壑难填。意志永远是饥渴的。对于人生， 痛苦是基本的刺激，而快乐无非是痛苦的暂时中断。如果你此刻没有被痛苦包围， 那么很快无聊就会侵入。叔本华说过：“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 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 ”

　　[4] 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 人在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 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尽管叔本华和尼采都认为人生就是悲剧， 但二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一样， 叔本华诉诸消灭意志， 尼采却诉诸强力意志。20世纪是存在主义大显身手之际。二战结束后， 世界满目疮痍， 道德理想幻灭， 人们苦闷消极。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方面提出现实的荒诞， 但另一方面又给芸芸众生指出一条出路 — —自我选择。西方学者马斯洛则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情感和归属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 推崇一种健康的人性和超越自我的人。可以说， 这些思想体系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其次， 现代西方社会展示出 “阴” “阳” 两面。现代社会的发展， 充分体现了思想的洞察力。如果说西方哲学， 包括现代哲学看到的都是工业革命 “阳”的一面， 那么马克思则看到了工业革命 “阴” 的一面。正如杜兰特所言， “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 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 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1] 。1867年， 马克思的 《资本论》 发表， 马克思告诉人们， 什么是资本， 什么是商业资本， 什么是金融资本， 什么是剩余价值， 教我们看清了历史， 看清了社会。马克思的睿智， 表现在他看到了工业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早年穷困潦倒的马克思，因为交不起房租， 多次被房东撵得搬家， 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 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馆的 《莱茵报》 的前编辑能有什么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却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影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 东西方不知有多少经济学者又开始重读马克思的巨著 《资本论》 ， 寻找走出因资本的贪婪而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途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可以说， “在人类思想史上， 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5] 。再次， 冷战结束后的两大选项： “历史的终结” 还是 “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 关于国际秩序问题存在两大预言。其一是福山的 “历史终结说” ， 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全面胜利， 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与宁静的未来。在他看来， 俄罗斯和中国对于 “市场” 的拥抱， 体现出摆脱 “历史的桎梏” 的特点。其二是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 预言在美苏对立后， 将涌现一股由新的文明竞争和仇恨所推动的冲突浪潮。从目前来看， 历史并没有如福山所言而走向终结， 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崛起， 成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制衡的重要力量。同时， 世界也没有如亨廷顿所言而陷入文明的冲突， 相反，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各种文明正在加速融合与会通， 世界文化的交流日趋深入和频繁， 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融的状态正在逐步形成。

　　最后， 从 “地球是圆的” 到 “世界是平的” 。目前，世界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证实了 “地球是圆的” 。今天， 托马斯 · 弗里德曼则悄悄地说： “亲爱的， 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 ”[6] 李光耀指出， “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了互联网的私有化， 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 它提高了生产效率， 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 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7] ，“现在，再也不需要为了获得新思想而长途跋涉。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轻轻地敲击键盘， 大量信息就能即时传播。信息技术革命趋势将改变社会的性质，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和休闲方式”[7] 。托马斯 · 弗里德曼在 《世界是平的》 中说： “当然， 它们还是发展了，在我睡着的时候发展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本书里要论证我们在2000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全球化3.0版本。3.0版本将这个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 并且将竞争夷为平地。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 2.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公司， 那么3.0版本的动力来自于个人， 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 这也带来了全球化3.0版本的独特特征。能够让个人自由地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马力， 也不是硬件， 而是软件和网络。这些应用软件和全球光纤网络的结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使我们变成了彼此的邻居。 ”[6] 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 这一阶段肇始于哥伦布远航所开启的新旧世界之间的贸易， 它讲述的是国家和实力的故事。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 中间曾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这一时代的主角是跨国公司。那么， 当前的这个时代， 世界变得更小、 更平， 其主角则是个人。 “平坦的世界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新的机会、 新的挑战、 新的合作伙伴， 也带来了新的危险。我们需要从中找到平衡， 需要努力成为最好的世界公民。 ”[6]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成理论， 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改变存在。因此， 思想的伟大之处还体现在它对物质的反作用。人类能够自觉利用已掌握的规律认识和改造社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杜兰特在 《历史的教训》 一书中指出： “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 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 ”

　　[1] 凯恩斯在 《就业利息货币通论》 的结尾中说：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 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 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 ”[8]如今，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 与这次复兴相伴随的必将是思想理论的新飞跃。只有对一段时期的历史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思考， 并将其知识化、 概念化、 系统化， 才能形成新的理论。习近平同志指出： “历史表明，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必将给理论创造、 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5] 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建构 “中国学” ， 让中原更出彩需要建构 “中原学” 。实现中原崛起、 河南振兴、 富民强省， 必须探索建立中原发展哲学。因此， 建构与中国崛起、 中部崛起、 中原崛起相对应的 “中国学” “中原学” 正当其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广阔的视角， 把 “中原学” 的建构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 放到全面决胜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实践进程中去看。

　　二、 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发展史

　　（一） 思想的发展推动西方社会历史的演进

　　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 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5] 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 思想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古希腊的盛衰， 正与其思想文化的变迁紧密关联。古希腊文化的渊源是神话， 古希腊的繁荣正是从超越神话开始的。古希腊经济社会发展至希腊城邦文明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到来是随着智者和希腊启蒙运动而发生的。希腊哲学家用一种理性思辨的方式思考世界的本原， 他们提出了一些哲学范畴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 如水、 火、 气、 数、 种子、原子等， 从而取代了早期神话学的宇宙起源论， 他们批判希腊神话宣扬的各种神灵和扑朔迷离的命运，开辟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苏格拉底是雅典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象征， 他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箴言 “认识你自己” 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推进建构了一个充满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 超越了希腊神话宣扬的命运决定论。三者可谓古希腊三贤， 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他们的哲学思想， 奠定了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基础。然而， 雅典审判苏格拉底也预示着希腊城邦文化的衰落。后来， 亚历山大帝国的对外扩张， 虽然在地域上扩展了希腊版图， 但却是希腊精神没落与平庸的开始， 导致希腊在政治上走向了腐化堕落， 最终被罗马人横扫。

　　同样， 罗马帝国的盛衰， 也与其文化的变迁紧密关联。崇尚武力、 好战的民族文化促使罗马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古代罗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大国。罗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追逐功利的精神。罗马人“勇猛、 顽强、 凶残、 忠诚等性格特点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9] ， 为了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而战， 不惜牺牲生命， 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二是遵守纪律的德性。罗马士兵培养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同时罗马帝国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威尔 · 杜兰指出： “法律最足以说明罗马精神的特征。 ”[10] 罗马帝国的衰亡也是从文化开始的， “罗马人最初对奢靡浮华的希腊文化采取一种征服者的轻蔑态度， 后来却开始在一种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中模仿希腊文化， 最终则被柔性的希腊文化弄得手脚酥软， 沦落为像他们当年一般剽悍凶猛的日耳曼蛮族的俎上肉”[9] 。此外，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 吉本在 《罗马帝国衰亡史》 中指出， 基督教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元凶之一， 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摧毁了罗马人的公民精神 [11] 。

　　欧洲进入中世纪是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兴起， 走出中世纪则是由于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基督教成为欧洲中世纪人们无条件的信仰形式， 罗马天主教会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 社会的一切弊端都根源于基督教文化。欧洲走出中世纪， 正是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开始的， 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都把矛头指向了基督教。13—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 “以感性意义上的人性来反对抽象的神性， 以生机盎然的现世生活来反对枯燥冷漠的天国理想， 以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乐来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变态虚伪”[9] 。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局面的分裂， 对于 “西方文化转型和近代欧洲政治、 经济、 文化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生、 发展和欧洲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前提之一”[9] 。启蒙运动发生于17、 18世纪， 它是一场反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 思想家们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特权主义， 宣传自由、 平等和民主， 重视自然秩序和天赋人权观念， 为欧洲社会的政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精神对抗基督教神权的胜利。文艺复兴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 提倡人性的解放， 赞美自由的人性与世俗的生活。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排除了神学的干扰， 促使西方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本身， 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开启了经验主义和实验科学的时代。由于挣脱了基督教神权的束缚， 科学的自由精神被释放出来了。此时，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 · 培根 （1561—1626） 提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 的经典名言。自然科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欧洲的迅速发展， 使得欧洲的力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综观500年来的西方世界发展史， 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在其中发挥的巨大引擎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进行的。在杜兰特看来，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1] 。德国在现代的崛起， 与马克思、康德、 黑格尔、 尼采、 海德格尔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思想， 就没有凝聚力， 也就不会有创新精神。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则与孟德斯鸠、 伏尔泰和卢梭等的启蒙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同样， 拿破仑的战败也是由于思想的原因。惠灵顿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 但英国人却认为， 真正打败拿破仑的不是惠灵顿， 而是亚当 · 斯密的 《国富论》 。正是 《国富论》 使英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国家才有力量打败拿破仑。没有 《国富论》 ， 没有牛顿， 没有瓦特， 就没有 “工业革命” ， 就不会有英国的崛起和富强。拿破仑的名言恰恰是对这句话的论证：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智慧和剑。从长远看， 剑总是被智慧战胜。 ”[12] 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全球崛起， 但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却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物质， 而不是思想和学说。这一观念足以引起国人反思。的确， 我们到了必须振兴思想的时刻！

　　（二） 思想变革是引领中国发展的航向标

　　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 如先秦诸子之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 宋明理学、 清代朴学等。在这些灿烂的思想文化的引领下， 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其中， 儒 （仁、 义、 礼、 智、 信） 、 道 （道法自然、 上善若水） 、佛 （智慧、 慈悲） 、 墨 （兼爱、 非攻） 、 法 （法、 术、 势） 、 兵（崇仁、 尚变） ， 都体现出思想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甚至都希望 “以其学易天下” 。孔子甚至说： “朝闻道， 夕死可矣。 ”[13]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史记》 记载， 秦始皇十分佩服韩非子， 在读到其著作后曾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 ”[14] 直到今天， 这些灿烂的思想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价值体系与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 治国理政智慧， 为古人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5] 。

　　18世纪之前， 中国更多地给予西方思想界以启迪。中国在近代的落后， 则源于极端专制导致思想创造力的抑制和萎缩， 从而使中国陷入落后于世界、被动挨打的境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历史剧痛，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昭示我们：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真正站起来、 强大起来， 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站起来、 强大起来。事实证明，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 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为了寻找救亡图存之策， 林则徐、 魏源、 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 “中体西用” ， 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观点。而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 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其口号是民主 （德先生） 和科学 （赛先生） 。陈独秀指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 学术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5]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旧道德、 旧文学， 反对独裁专制和迷信盲从， 提倡民主、 科学， 提倡新道德、 新文艺， 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16] ，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创了新的历史起点，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新中国的成立， 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5]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 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5] 。新中国的成立， 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战胜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果， 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于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学说，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发动的是人民战争， 主张 “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民族的利益， 而结合， 而战斗的”[17] ， 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 让中国由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改革开放拥有如此神奇力量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解放。甚至可以说， 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系列思想改变了当代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为核心， 高度重视生产力问题， 强调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共同富裕， 包含一系列肯定和支持农村改革、 经济特区建设、 乡镇企业、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突破了马克思、 列宁、 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有利于国家的富强， 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更好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 党中央对思想的力量越来越重视。历史已经证明， 一个民族没有思想， 就没有凝聚力， 也就没有创新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的振兴固然需要物质基础， 但也需要精神和思想的力量。恩格斯说过，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的政党， 要站在世界的高峰， 一刻也离不开思想的力量。因此， 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物质上富强的中国， 还要建立一个精神上和思想上强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