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孙文麟（右）和男友

　　长沙芙蓉区法院4月13日开庭审理此案，百余人旁听

　　孙文麟和男友接受记者采访

　　孙文麟和男友在法院门口

　　法院传票

　　2015年6月23日，长沙同性恋者孙文麟和其男友前往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办理登记结婚，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

　　工作人员何建斌解释《婚姻法》第二条说，“一夫一妻”就是指一男一女。

　　而孙文麟认为“一夫一妻”是针对多妻制或者多夫制而言，“一夫一妻”与“一男一女”是两回事儿。

　　领证遇阻后，当年12月16日，孙文麟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长沙市芙蓉区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此案被舆论称为“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深读”4月13日获悉，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结婚登记只能是男女，而不适用于同性。

　　26岁的孙文麟目前在某媒体担任编辑，4月13日，他接受“深读”专访称，对败诉结果很失望，但是看到有很多人来支持自己，很欣慰，会继续上诉，“婚姻权对我也是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是同性恋就被剥夺。”

　　代理此案的律师石伏龙称，目前法律对于同性婚姻属于真空，此案让人们开始关注到同性恋的婚姻需求，以及其他民事权利如继承、收养等。

　　假如伴侣生病做手术 我们都不能签字

　　深读：为什么要和男友登记结婚？

　　孙文麟：前提是我和我男友彼此相爱，有共同的生活目标，想互扶持，结婚是必然的。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登记制婚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我的伴侣生病要做手术，我们在医院都不能签字，人生老病死总是要面对的，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不是配偶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比如在长沙，你要是单身，就领不到购房补贴。如果你结婚了，每个家庭就可以领到15万购房补贴。

　　包括以后房子的继承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买房子，自己在外边租房子。

　　长沙芙蓉区法院4月13日开庭审理此案，百余人旁听

　　深读：男友父母是什么态度？

　　孙文麟：我们都见过双方父母，但是我们不用办喜酒。他的父母是支持的，也谈不上喜欢我，他爸爸妈妈也不怎么讲话，但是对我们两个在一起属于一种默认的态度。

　　深读： 有没有考虑过无法登记？

　　孙文麟：我们去之前就考虑过可能会被拒绝，所以去之前我专门做了很多准备，带了婚姻法文件、宪法文件。除了准备文件，我还准备了一面锦旗，本来打算如果他们给我登记的话，我就把这面锦旗送给他们。

　　民政局和我都拿着《婚姻法》，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理解，民政局认为“只有一男一女才能结婚”，但《婚姻法》的原文并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夫一妻”，在我的理解，这个“一夫一妻”并不是指要一男一女的异性恋才能结婚。

　　婚姻登记处没有法律解释权，也没有行政审核权，结婚是公民本来就有的权利，它只要发证就可以了。

　　我们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跟他们说不通，我们只好离开了民政局。我希望能够结婚，这是我人生的计划。

　　我们把民政局告到法院，没想到被驳回。法院认为，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婚姻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结婚的主体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我们二人均是男性，申请结婚登记不符合规定。

　　深读：想过收养一个孩子吗？

　　孙文麟：暂时没有想，因为我不太想要小孩，他也不怎么喜欢小孩。但是也存在着麻烦，我是独生子，假如以后我老了，我们又没有小孩，谁来照顾我呢？

　　通过QQ同志群探索性取向

　　深读：何时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的？

　　孙文麟：我的性格一直不算开朗也不算内向，就是普普通通的。小时候比较乖，成绩不错，经常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大约12岁开始有这种性别意识，我当时登陆了一个医学网站，看到上面有一张裸体的男性图片和一张裸体的女性图片，但我发现这个裸体的男性图片更加吸引我，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本能反应。

　　我当时对同性恋这个词还很模糊，之后就在网上查找有关同性恋的资料，中文的和英文的都会去看。

　　当时我查完发现，在我们国家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比较歧视的，很多人不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大家不会说同性恋这个话题。

　　深读：如何了解同性恋知识？

　　孙文麟：我看了很多同性恋方面的新闻资讯和专业书籍，知道这个世界上同性恋不止我一个人。我通过学术资料了解到性别很多元，还经常从新闻资讯里看到很多同性恋这类的新闻故事，让我对同性恋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后来我申请了一个QQ号，里面有专门针对同性恋的聊天室。我就经常去与聊天室里聊天。那时候我13岁，在这期间我尝试交往了一些男生，这个过程中，我就确认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

　　14岁出柜被父亲踹翻

　　深读：家里人怎么知道你的事？

　　孙文麟：我长时间在网上交友，就总觉得网络太虚幻，和现实有距离，我就很想让大家在现实中了解我。我从小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觉得这件事也没必要瞒着，就跟他们说了。

　　有一天下午，我和奶奶吃饭的时候，就直接跟奶奶说：“我喜欢男生”，她就说你现在还年纪小，根本不懂这些。

　　那时候我14岁，不知道怎么跟奶奶解释这件事，但那段时间，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堂姐、堂弟和我最好的朋友。

　　听到这件事，他们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堂姐知道这件事后就开始哭，她比我大3岁。她有同学也是同性恋，而且在学校出柜了，她就觉得不少同学都会在背后议论他，所以她担心我受到歧视。

　　但是我堂弟就觉得没什么。我最好的朋友知道以后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就是担心我还太小，对这些事情了解得不够透彻。

　　深读：有没有和家人发生冲突？

　　孙文麟：后来我奶奶跟我爸说了这件事，我爸一直都不愿意面对。直到我奶奶70岁大寿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有一位大伯坐在我旁边，问我“有没有交女朋友”，我就跟那个大伯说：“我不喜欢女生，喜欢男生”，当时我爸爸就坐在对面一直瞪着我看。

　　后来我和父亲提前回家，一进门我父亲就踹了我一脚，我们就扭打了起来。

　　家里其他人赶到才把我们拉开。之后全家人都坐在一起开“批斗会”，说“你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光彩，你怎么还能跟别人去说这事儿。”

　　深读：你妈妈怎么看待这件事？

　　孙文麟：我母亲很早就跟我父亲离异了。后来我也跟我妈妈说了这件事，但她觉得没什么，因为在这之前她有一个男同事就出柜了，并告诉了她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

　　我在11岁时就曾问过她，“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同性恋这回事？”当时她就表现得很开明，跟我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但我父亲就会一直跟我说“传宗接代”的问题，我为这个事情跟他交流过很多次，但都沟通无效，我们家人讲话都很直接生硬，不留情面，所以每次说到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发生冲突之后我和父亲冷战了5、6年，近几年关系才有缓和。

　　开同志茶馆获母亲支持

　　深读：那时候你应该很痛苦？

　　孙文麟：那时候我刚上高中，跟父亲的关系非常差，有时他来看奶奶，我们在院子里偶尔碰到就跟互相不认识一样，谁也不理谁。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本身在学校寄宿，学习压力很大。家人当时的不理解，让我觉得心情很低落，出现自我封闭的情况。

　　我怕把这些隐私轻易告诉别人，他们也会给我造成压力，我真得承受不起。

　　有一次我以前的初中朋友到学校来找我吃饭，他就问我怎么了，因为他发现我吃饭的时候手会不由自主地发抖，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控制不住地紧张。

　　其实我很开心看到我的朋友过来，因为我很久没有和别人推心置腹的聊天，但我就因为很久没有放开自己，就觉得情绪很难控制住。

　　深读：你怎么走出那段痛苦期？

　　孙文麟：我高中三年都不开心，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后来高考成绩不理想，上了一个二本学校。上大学第一天军训，我就出柜了。

　　当时大家一起做游戏，有个男生输了，大家起哄说，让他亲教官一下，我们那个助教，一个大四的学姐站出来制止，说“这是同性恋行为，这不道德！”我站出来说：“学姐，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不道德的人。”我认为道德就是不伤害他人，同性恋伤害谁了吗？

　　当时大家都开始起哄，有人当场还喊出口号：“撑同志，反歧视！”

　　全班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班只有4个男生，其中三个都是同性恋。也是因为有这么多同类的人，我上大学以后就慢慢走出了这种压抑和自闭的状态。

　　深读：家里人如何接受现实？

　　孙文麟：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办家庭聚会，我和父亲的关系慢慢有所缓和，我尝试跟父亲好好沟通这件事，后来家里人就不再讨论这件事，对我也处于一个“默许”的状态。

　　我妈妈因为我出柜以后，就开始深入了解这个同志的群体。我后来开了一个专门针对同志的茶馆，招待一些同志在这里聚会，妈妈还会带一些朋友去茶馆支持我。

　　有的同志到我茶馆去组织活动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轮番上台讲话，我妈妈都会带头鼓掌。她就说：“你们要把心里的这些事情讲出来，不要憋在心里面。”

　　她会鼓励每一个同志，她觉得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是社会这种看待我们的方式出了问题，她就希望其他的同志也都能站出来关注自己的权益。

　　妈妈不会像父亲那样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她觉得那一点也不重要。

　　深读：怎么认识现在的男友的？

　　孙文麟：我是2014年6月23日通过网络认识的男友，那时我刚过了24岁生日，男友比我大10岁。我们是一见钟情，记得他当时穿着保安制服，我很喜欢。

　　我们在一起半年时间就做了很多事情。我从高中开始就很关注公共事务，喜欢阅读、思考和辩论，男友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会跟我一样辩论一些问题。

　　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目标，遇到不容易，所以希望彼此有一个承诺去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