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5月19日，爱穿裙子的女生谢仁慈，遇见同学总是微笑着打招呼。

　　5月18日，民法考试补考前，谢仁慈在抓紧时间看书。

　　5月20日，谢仁慈在健身房练习平衡。

　　5月19日，路过的市民，竖大拇指，为谢仁慈叫好。

　　5月19日，谢仁慈在图书馆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

　　谢仁慈头发齐耳，爱笑，她走路很快，右腿几乎不弯曲，短裙下蓝色的金属假肢骨架随着惯性向前甩动。

　　5月17日中午，西南政法大学附近，她身着短裙，路过一家酒店大堂。一名妇产科医生看到她，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医生面前的女孩和那条热门微博里的女孩一样，右腿装有“撕掉包装的假肢”，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嘴角旁那颗痣，伴着笑容在唇角起伏。

　　确认了谢仁慈便是微博中的“截肢女孩”后，她们合了一张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一周前，这位妇产科医生为一位孕妇胎检，发现胎儿有足内翻，纠结许久，建议对方拿掉。后来，看到谢仁慈的微博，转发给产妇，让对方再考虑考虑。

　　分别后，谢仁慈和三个朋友分享了这次偶遇，她有些感动，声音微颤，“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点用了”。

　　“西政的太阳”

　　5月12日，她在知乎上被朋友邀请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穿短裙把两条腿的假肢露出来，走在大街上会怎样”？

　　一晚上，她的回答点赞数破了五千，后来涨到两万六千多，她的微博被人找到，粉丝从二百涨到两万多。有人评价她是“西政的太阳”。

　　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什么太阳，简直是给母校蒙羞”，她不想变成一个励志典型，只想讲自己的故事。

　　三年前，她考上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在这座被人称为“山城”的城市上大学，她上一次课需要爬近200个阶梯，翻过好几个山坡，中途休息四到五次。

　　入学第一年，她总摔跤，每到下雨，伤口疼到几乎没法出门。这个短发女孩大学第一次逃课，是因为爬坡爬到一半崩溃了，她给朋友打电话哭诉，“我实在是太累了”。

　　如今，和她一起走路的同学，总没她快，谢仁慈能快则快，“因为走路磨伤口，想把痛苦的时间尽量缩短”。

　　谢仁慈生长在一个并不如意的家庭——父亲和人打架打到需要“把他的肠子往肚子里面塞”，常年在外坐牢；在一次车祸中，母亲和她一样，成为残障人士。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天天吃面条，她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哄她，因为面条好吃。

　　刚上大学时，母亲凑不齐学费，谢仁慈申请过贫困生助学金，每年2500元。大二时，家里条件可以支撑她正常生活后，她再没申请过。

　　这个总说自己上了大学变得懈怠的女孩对自己要求并不低，去年她有三门学科没考好，都在75分左右，她全部选择了重修。

　　谢仁慈在知乎上那张被人赞叹的健身照片，是朋友无意间拍下的。学校健身房内，她存有专门用来健身穿的假肢，比平时的更重些，骑动感单车不一会儿便会出大汗。

　　一位副教授曾在健身房偶遇她，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在健身房看到一个小姑娘，她一条腿戴着假肢，不断尝试各种健身器械……我问她，你为什么推哑铃？这个20岁的小姑娘咧嘴笑，大声说，为了防止胸部下垂。

　　车祸

　　2001年3月21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谢仁慈穿着裙子、红色小皮鞋，跟着母亲出去玩，走到一家诊所门口，看见医生在给别人打针，吓坏了，扭头就跑，伴随着剧烈的刹车声、母亲的叫喊声，这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被大巴车卷入车底。

　　睁开眼睛时，她眼前是汽车底部黑乎乎的、交错的零件和管道，鼻腔中充溢着燃油味，热气蒸腾，脸被熏得很烫。

　　关于车祸的记忆没有痛感，她只记得，自己茫然地睁着眼睛，被人拖出车底时，大巴车上有位中年男人往下看，对方头发很短，十六年过去，对方神情里的漠然，至今难忘。

　　母亲为了拉她，也被车撞了。这场车祸，女儿失去了右腿，母亲失去了左腿。

　　打车前往医院的路上，谢仁慈低头看到自己的右腿，膝盖往下，黄色、青色、红色交织，经脉、血管、肉纠缠在一起，晃晃荡荡。

　　母亲止不住地哭，她清楚地记得，计程车司机用方言说，“别把血滴在我车套上”。

　　母亲没有反驳，抱着她不停念叨，“崽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车祸时，谢仁慈只有4岁。那时，这个苗族小女孩能跑能跳，还被同学们选去做“校园主播”。

　　车祸过后，她在医院待了三个月，母亲住六楼，她住五楼。爱穿高跟鞋的母亲总是做噩梦，梦见医生在手术台上说，“这个锯子不快了，要拿剪刀来剪”，然后惊醒，大哭，想从六楼跳下去。

　　谢仁慈知道母亲难过，每天早上打完针后，自己搬着小板凳，左腿着地，用双手撑着，一步一步跳到六楼，磕磕碰碰，去找妈妈。

　　“我不安慰她，只跑到她身边去，黏着她，脚跟脚。”

　　一天夜里，母亲看着她趴在床边，对自己说，“要用所有时间，陪孩子走完，扶她长大。”

　　两年时间内，母亲教她读拼音，学汉字，每天七点半之前背乘法口诀，背不出来就挨打，还未念小学，谢仁慈已经可以把一年级的课文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

　　残障儿童很难就读普通学校，母亲四处求人，拄着拐杖，一天问一个学校，“可不可以让我女儿去读书”。谢家老宅旁边有一座桥，谢仁慈每天傍晚都在桥边等母亲回家，看着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低着头回来。

　　“学校都不要你，不然咱们就别读了吧？”

　　“妈妈我想读书，你让我读书吧，我……我一定会考上哈佛的”，一听到不能读书，谢仁慈眼泪就掉下来。母亲也哭了，“好，妈妈再去问问”。

　　后来，一位小学校长答应收下谢仁慈，母亲专门把家安在了学校附近。一到放学时间，母亲就在路上等她，并规定谢仁慈：到时间你就要回到家，没回来，我就打你。

　　打得厉害了，奶奶骂她是“后妈”，母亲从不辩驳，“现在我能打，我就打，我怕她会步她爸的后尘”，每次女儿挨打，母亲都会哭。

　　假肢与自尊

　　车祸后的谢仁慈，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用厚重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

　　二年级时，她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追赶游戏，跑太快了，假肢飞出来，所有的小朋友开始哇哇大哭，一哄而散，她自己爬过去把假肢捡起来，一瘸一拐地挪回家。

　　她变得越来越坚强。附近有男孩骂她“瘸子”、“铁拐李”，她直接和人在菜地打了一架，“困兽之斗”，尽管对方咬住了自己的手，她还是把别人打出了鼻血。

　　从此，附近的男孩子叫她“仁慈姐姐”，谢仁慈成为贵州“三道河一霸”。

　　很长时间以来，她的人生信条都是：生活已经挺难的了，还记着别人对我不好，还活不活？那些所谓“被伤害的故事”，她几乎全忘了。

　　印象最深的是高二那年，她是班长，班上同学都在准备“校园舞会”，她在图书馆看书，“没有人问我跳不跳，他们都觉得我不能跳。”

　　那天，她坐在图书馆，耳边都是校园舞会的歌声，哭了。

　　十几年时光里，她从没穿过短裤，把假肢包裹在暗处，“藏得越深越好”。那时候，她在意别人的眼光，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假肢脱落，自尊跟着一起被摔碎。

　　她见到身边人，会把“我好喜欢你”挂在嘴边，有朋友评价她，为了自我保护，善于察言观色，“见着谁都会摇尾巴”。

　　情绪反复挣扎时，她疯狂读书，看周国平、余秋雨，也看康德、卢梭、萨特。

　　离高考只有一年时间，谢仁慈的模拟考试成绩只有400多分，她感觉到了紧迫，“所有人都说我会变成和我爸一样的混混，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没有。”

　　“生如蚁，却美如神”

　　高三那年，谢仁慈每天早上七点到学校学英语，中午在桌子上趴着休息一会儿就起来看书，晚上十一点学校熄灯了才回家。

　　那时，她数学极差，每考完数学都要打电话给母亲大哭一场，母亲总说：“没关系，妈妈相信你。”

　　高考那年，她考了627分，一年提高了200多分，如愿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学。所有人都觉得谢仁慈是“高考黑马”，母亲心里清楚，“都是苦出来的”。

　　考完试的夏天，她一个人，从贵州出发，经过云南，进入西藏，一路上，住青旅，搭顺风车，见了很多人，渐渐打开自己。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贴吧里，这个压抑多年的女孩尝试晒出了自己的照片，写下一路上所见所感。

　　一次暴雨，谢仁慈和偶遇的旅友们一路上请求别人收留避雨，都被拒绝。

　　最后，一位守寺庙的老人收留了他们。这位老人没有鼻子，本该有鼻子的部位只剩下一个个狰狞的坑，他也没有嘴唇，说话时只有喉咙嗡嗡作响，并不清晰。

　　当时谢仁慈全身湿透，背包在滴水，老人拿出自己的衣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让她穿上，她想起生命可贵，“生如蚁，却美如神。”

　　进入大学后，谢仁慈自称“想得开大仙”。她开始结交朋友，又去了一次新疆和西藏，也认识了男朋友高琪蕰，对方也是残障人士，在麻省理工读本科。

　　高琪蕰失去右手后，曾在英国花高价做了仿生假肢，每次戴完假肢后会戴上手套，后来，他不想再忍受那些悄悄地“打量”，不再掩饰和遮挡，成为了右手上有一只金属钩子的“海盗船长”。

　　那段时间，谢仁慈逐渐变得自信和自知，她在日记中写下：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气喘吁吁，总想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高琪蕰回国的前一天，谢仁慈在商场穿着假肢试裤子，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一直偷偷打量她，她忘不了，那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

　　那一瞬间，她炸了：藏来藏去还是被发现，这样掩藏有什么意思？回到酒店就把假肢外包装给撕了，只留下金属的躯干，裤子的右裤腿儿也剪了，“坦坦荡荡出门约会”。

　　站出来发声

　　撕掉假肢包装后，谢仁慈成了“阳光下的残障人士”。她享受到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不再担心特殊座位被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坐着，进残疾人卫生间也变得理直气壮。

　　她越来越愿意展露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照片、文字。

　　回答完知乎问题的那个夜晚，谢仁慈一夜没睡，看着点赞数一点一点增加，把三千多条评论都看完了，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酷。

　　她承认，别人夸她酷，她会开心，这个爱抹口红的女孩从小就是“臭美精”。但这并非她的初衷，更多的，她希望别人能越过照片，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

　　从前，谢仁慈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提高绩点、考托福、出国读书，实现小时候“上哈佛”的梦想，现在变成“站出来，第一步是先让别人知道这个群体，再去想权利的争取”。

　　这种“站出来”源于责任感，她反复强调，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利益既得者”——安静地享受多年学习的劳动成果，在这所知名政法大学读博，或者毕业后去当律师，拥有一个世俗定义下体面的未来。

　　只是一想到小时候，母亲为了让自己上一所普通学校，到处奔波，她便为其他残障人士心酸，“我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孩子，上普通学校都那么难，那些没双腿的、眼睛看不见的孩子，要怎么办？”

　　谈及未来，谢仁慈眼里有光，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做成宣传册，给小朋友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残疾人小朋友和自己一样，都是很可爱的，不要把他们划分成“别人”，要把“他们”看成“我们”。

　　至于，纪录片找谁拍？资金从哪里来？这些东西她都在慢慢落实，她也迷茫，担心自己的能力，“但有一腔热血，总比没有要好”。

　　五月，一个将雨未雨的下午，谢仁慈在健身房锻炼。

　　她戴着高琪蕰亲手为她做的假肢，在动感单车上飞驰，一边听音乐，一边甩动头发，骑得比旁边的人还快。

　　忽然，她大笑了出来——假肢掉了。

　　谢仁慈动作熟练，右手捞起假肢，戴上，踩实，一边说“没事”，转眼又跨上了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