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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强。(受访者供图)

　　胡志强认为,复旦投毒案可能是个巧合

　　林森浩就是想和黄洋开个愚人节的玩笑,谁知碰上了他暴发乙型病毒性肝炎

　　所以“当大家都说他杀人了,他就真以为自己杀人了”

　　同样是法医,有着32年从业经验的胡志强,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却截然不同。18年以前,他是公安部门的法医,同时是刑警大队的教导员。他说,这样的环境决定了鉴定人与侦查人员荣辱与共,更多考虑的是必须围绕犯罪寻找蛛丝马迹,鉴定人就是为侦查破案服务的。他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不够中立,也不够超脱”。

　　于是,2003年,他加入了一家相对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迅速反转成了同行眼中的“另类”,甚至被批驳为“砸场子”的人。

　　他接手的很多案件,至今仍在争议的漩涡之中,它们并不像前面的赵作海案或是张氏叔侄案已经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准,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属不属于冤案平反的范畴,但可以肯定的是,胡志强一直在努力,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严格遵守疑罪从无的理念,一次又一次挑战他认为“不科学”的死刑判决。譬如被国家级法医鉴定机构认定的“复旦投毒案”,胡志强就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甚至认为,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巧合”。林森浩是被大家认为“他杀人了”,他才供述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法医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在未来应该越来越普遍。”他认为这样才是法医科学的真谛。

　　“把尸体做个记号埋了,说不定将来还有用”

　　1977年,胡志强是徐州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地方一个小医院担任外科医生,1983年,当时家乡的公安机关需要法医,他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刚开始当法医,他也尴尬了好一阵,担心亲戚朋友们不愿和他同桌吃饭,甚至不愿和他握手。但他后来发现,不在乎者胜,“你不把自己是法医放在心上,身边人也就渐渐忘了”。

　　法医在外人看来是个血腥且刺激的行业,让尸体“开口说话”,看起来酷到家了,可从胡志强嘴里说出来,却能让人瞬间失望,“其实就跟解剖动物尸体没两样”。

　　他做着自认为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小地方法医,一直打拼到了北京。

　　由于工作原因,他开始频繁和国家级法医同台竞技,名声越来越大。开始有网友“人肉”出他的出身,嘲笑他一个小工农兵也“敢登大雅之堂”。

　　“出身改不了。”胡志强不反驳也不避讳。在他看来,“很多厉害的同行,私底下也是认可他的,并不是外界理解的会互相不理睬甚至谩骂。”

　　2014年12月8日,胡志强在“复旦投毒案”二审庭审现场和陈忆九碰了个照面,他笑嘻嘻地上去打招呼,“不好意思啊,陈法医,我们又见面了。”对方也笑笑,并没有答话。

　　陈忆九是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国内目前顶级的法医鉴定人之一,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每次见面都要因为案件“交锋”。但胡志强觉得两人关系并不差,尽管由于出身问题,大家大概难以算得上是朋友,“但是都是搞法医鉴定的,都是理性的,科学的,对事不对人”。

　　但这种科学的鉴定,在过去并不能完全实现。

　　胡志强还记得1987年的小年夜,当地一个看守草棚的五保户被烧死在草棚里,初步认定为意外身亡。但他一去,便发现老人的喉骨有折断,且喉咙的碳化较其他地方都要轻,于是他认定老人是被掐死后再焚尸的。但由于案发地点偏僻,破案困难,一旦定性为凶杀案,整个春节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了。几轮领导来了又走,都不敢下结论。最后局里的“一把手”到了,笑嘻嘻地对他说,“小胡啊,这个案子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意外,大家都好好过年去。”这位“一把手”算是老胡的“伯乐”,对他的业务能力一直赞许有加,并打算在年后提拔他当刑侦科副科长。

　　“那时也是年轻”,胡志强笑呵呵地说,他向局长说着鉴定结论:舌骨有骨折,呼吸道无灰烬,不是意外……话还没说完,“一把手”就大喝一声,“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谁说是凶杀谁破去!”

　　话说到这份上,胡志强还执迷不悟。他把派出所所长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别听他的,把这具尸体做个记号埋吧,说不定将来还有用。”

　　一语成谶,大年三十晚上,派出所所长就把案子破了。原来是一个和老头认识的年轻人,知道村里给五保户发了钱,便过来偷。谁知被老头发现了,干脆就掐死了老头放火烧棚。结果与胡志强的判断一点不差。

　　但最后,他赢了案子却输了“位置”,说好的升职没了。

　　此后几年的日子也自然过得不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这位领导的离开。直到有一天,一位同行告诉他,那位“一把手”在离开后仍在公开场合表扬他,说他不仅工作能力强,且能坚持己见。

　　但这件事却让胡志强更深刻地认识到,鉴定人不应当实行行政管理模式,应当独立中立。

　　他不喜欢现在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