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新中国成立66年来，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也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回顾过往六十多年历史，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步经历了从“有限”到“全面”、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作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也经历了从有限被动参与到积极主动参与再到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冷战两极格局和自身国力所限，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也十分有限。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因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国内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中国逐步扩大了对联合国系统的参与，但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仍有较大疑虑和较强的戒备心理。这一时期，中国对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态度更为积极，而对其他领域的参与则较为慎重。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被治理”的状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冷战结束的国际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地区冲突、核扩散等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战略引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两大客观现实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

　　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一员，中国竭力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与创新，提出要加大金融体制的监管力度。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尤其是气候治理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暂不承担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自觉、主动承担了量化减排目标，多次宣布自主减排承诺。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出官兵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积极参与亚丁湾护航等国际安全行动。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抗震救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领域，中国是积极建设性的重要参与者，并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为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经济和安全公共产品。

　　除了态度更加积极外，当前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还呈现出明显的主动作为的倾向，包括提出理念和设想、提供议题和方案、构建制度和规则等。甚至在某些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开始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引领作用。中国提出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倡议，并为此协调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与金砖国家加强战略合作，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维护全球治理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积极参与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伊朗核谈判等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并最终取得良好效果，等等。以上种种都可以体现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和引领性。中国正在努力尝试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国际格局的调整，全球治理也开始步入转型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日涨。倘若中国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参与不力，往往会被一些国家指责为没有承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另一方面，当中国尝试利用自身增强的实力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有些国家又开始表示担忧，甚至批评中国在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例如，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被有些国家解读为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挑战。客观上讲，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并没有脱离现有的国际机制，即便与其他国家合作新设立的一些国际制度也是对传统国际机制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和颠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引领性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然而，在全球治理转型期，很多传统的国际制度面临改革问题(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很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依靠新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度。中国能否有效化解参与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作者周方银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