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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那年高考③王星光:我答完题后激动地在试卷上写了首诗

2017年06月06日09:05  来源:映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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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星光(郑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博士生导师)

   知识改变命运。在明知上大学几乎无望的岁月里,我依然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在紧闭十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敞开的时刻,我才能紧握那把开启知识和命运之门的“钥匙”,走入郑州大学,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距离我高中毕业已经四年。这四年里,我已经在工厂里做过砖瓦工、铸工和车工。

   终于有机会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了!兴奋之余,我却又有点半信半疑。这么多年都是推荐上大学,这次真的通过考试就能上大学?

   和其他同学相比,高考的机会对我更难得。“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搁在当时,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是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然而,想读书上大学的念头,却一日未曾放下。这次,只管考考试试吧。

  作为“被歧视的对象”反倒成就了我学习的机会

  家庭成分不好,尽管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我的初高中求学路程一直历经坎坷。初中时还可以在县城上,到了高中,只能求人到一个离家十来里的农村中学——位庄高中读书。二年的高中,每天早上六点多,我背上干粮从家出发上学,放学后直到傍晚才能到家。

  因祸得福。恰好当时很多县一中的优秀老师不能回城,被下放到这个高中“锻炼”,他们中不仅有开封师院、新乡师院毕业的老师,甚至还有一个老师是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在这个农村中学,我遇到了我们县最好的老师!

  当时农村环境宽松,学习努力的我,格外受到老师“偏爱”,我中午不回家,老师们就给我“开小灶”学习,包括教我学外语。又恰赶上“教育回潮”,学校重新开始抓学习,再加上刚办了图书室,有不少图书可以借阅,中午不回家的我,读遍了图书室的藏书。那时候,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推荐,不会有大学上,学习倒是没有任何压力,读书只是求知的本能。

  作为“被歧视的对象”,反倒成就了我学习的机会。

  母亲从小教育我,有知识别人才能看得起你

  如今想来,当年自己那么努力学习,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从小我母亲就教育我:“人穷志不能穷,只有自己有知识,有本事,别人才能看得起你。”我也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增长知识和能力,将来在社会上站住脚。

  我一直觉得,学习知识让自己感到很充实,忘却了世间的烦恼。尽管当时属于“黑五类”子女,我依然有一种对命运的不服,并认识到,要想改变处境,就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这些离不开勤奋读书。

  在工厂当工人的几年里,尽管我年龄不大,但是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技术,想办法找一些铸工、车工的书来看,时常搞些小发明,曾革新刀具,效果极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作两年后就带了徒弟,他的年龄比我还大。

  我在语文试卷上还写了首诗抒发激动心情

  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找亲戚朋友借来了一些初、高中的书,过上了半工半读的日子。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家自习,甚至跑到以前的母校请教高中老师。虽然复习时间很短,但因为初中和高中基础比较好,内心里,我还是有些底气的。

  那年的12月26日,我在获嘉县的一个小学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试,现在家里还保存着40年前那张准考证。就是这张巴掌大小、颜色泛黄的小纸片,让我最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考试的科目有政治、数学、史地和语文。

  如今,我依然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当时我的写作状态应是激情澎湃。答完语文试卷,时间还很充裕,我在试卷上还写了一首诗,抒发对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和感慨,对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充满憧憬,其中写道:“激动的心啊,此时在沸腾;欢喜的泪水,滴湿了试卷;看着这张试卷,我看到了党的信任,时代的期望,人民的召唤!”

  “改变命运的时刻来了”,在考过试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常常到田野里呼喊,用自己创作的诗歌来打发那段难挨的时光。

  我最热爱的是文学,却选择了历史专业

  说起来,我最热爱的是文学。

  中学时,我的作文经常受到好评。至今仍记得有一次自命题作文,我写的是《雪》,在全班传阅,以至于毕业30多年后,当年教我语文的王俊儒老师还夸道:“那精美妙曼的文句,总能在我们的耳际回响。”平时我还经常写一些小短文、人物速写等。就算是参加文娱活动,代表学校去慰问解放军、到农村演出,我都是自己创作诗歌和快板。刚当上工人,尽管工资很低,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母亲还支持我订阅了《朝霞》、《学习与批判》及《思想战线》3份杂志,这在全县也是少见的。在工厂四年,我经常参加办板报、写专栏,写作的功底一直没有丢。

  然而,又是家庭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使幼稚的我一心想要远离政治,喜爱文学的我,高考报志愿选择了自认为远离政治的历史专业。

  终于放榜了,我的名字排第一个

  放榜是在过完春节后的2月下旬,获嘉县当年考上大学的有几十人。县委大门口的墙上,贴着大红榜,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那种兴奋的心情,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感。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我欣喜若狂,此时,当初那种忐忑的心情才真正放了下来:我的命运要改变了!

  当年是先报志愿再考试,我只想着能上大学就行,我报的最高志愿就是郑州大学。后来才知道,有比我分数低的同学还考上了中山大学等名校。但不管怎样,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大学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的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命运,更是国家的命运。恢复高考,人才培养和选拔纳入了正轨,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对我来说,真正是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

  “重塑自我,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这是当年莘莘学子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声,在大学校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激情。我们是时代的幸运者,进入大学后,感觉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潮头,自应成为时代的先锋。当时那种奋发学习的劲头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大学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发组织了多个学习小组。我自己就参加了美国史和中国生产工具史两个学习小组。读本科时,我就得到了著名学者荆三林教授的赏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我一生研究科技史的道路。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整理 邱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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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王星光;那年;恢复高考;黑五类;报志愿 责编:安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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