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财经

　　不可否认的是，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开启，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而言，无疑会增大经济的外部压力，对我国的流动性环境以及人民币汇率产生持续的冲击，进而对各类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毕竟在大国外交需求之下，汇率稳定是双方的共同需求，汇率战避免可期。事实上，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也会更多地去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节奏，转向与强调财政战略与结构性改革，通过多种利率工具的使用去对冲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影响。在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后，A股市场短期或面临压力，但中长期仍会走出独立行情。而对于一些上市公司来说，则是喜忧参半。

　　美联储加息如约而至，且预期年内仍有两次加息，这只落地且又将被不断举起的靴子，会否在当前波诡云谲的国际经济棋局中踏出一个吸取资金的“黑洞”？会否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虽非“纸老虎”，然亦无“黑洞”般巨大吸金能量。

　　整体而言，美联储的此轮始于2015年12月份的加息，可概括为三部曲：第一，“酝酿阶段”。自2013年底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是美国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逐渐复苏的体现，亦拉开了其货币政策常态化的序幕，直到2014年9月随着经济数据的逐渐向好正式进入加息通道。第二，“试探阶段”。2015年12月实现了第一次加息，加息25个基点。到2016年12月，其间每次议息会议，均在对下一阶段将会加息进行“预期引导”。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经济虽然有复苏态势，然并不足以支撑连续的加息，但又不得不用“鹰派”的发言来掩盖这一事实，并在不断的试探中等待真正的加息时机。第三，“加息常态化”阶段。2017年3月，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且从美联储官员的利率预测点阵图看，预期年内还有两次加息，未来三年共有9次加息的可能。

　　为什么会认为美联储加息将进入“常态化”阶段呢？笔者认为，除了美联储此前的行为特征之外，还受到了以下几点因素影响：其一，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复苏，美国2月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23.5万人，远超市场预期增加20万人，2月失业率降至4.7%，投资及消费数据也向好；其二，目前加息后0.75%~1%的利率区间，结合当前美国通胀率不足2%的情况，离3%的货币政策紧缩区间还有一段距离；其三，特朗普将在国内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加大基建投资等，都可能促进通胀率的上升，进而为加息提供空间；其四，一旦他国亦采取加息措施应对，则更为美加息创造有利条件。

　　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包括欧洲等地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以及特朗普政策的实施力度及效果依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成为掣肘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因素。

　　既然美联储加息有“常态化”预期，在全球货币环境依旧宽松，各主要经济体采用低利率政策的大环境下，美元势必有走强的动力，美国市场将对他国资金形成“黑洞”般的吸金效应，对一些金融市场开放性较高而自身经济体量较小稳定性不足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冲击尤甚。因此，美联储持续加息带来的影响，也绝非是“纸老虎”。

　　但，需要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让以美元及其强关联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出现松动，逐渐向“美元及其强关联国家货币——人民币”的“中心—卫星”模式过渡，美国维持其货币强国地位将付出更大代价，维持核心地位更是力有不逮。在大国外交需求之下，汇率稳定是双方共同需求，这也从另外层面限制了其加息后对全球资金、尤其是人民币的“黑洞”效应。

　　对中国而言，这是两个大国之间货币体系的抗衡，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关口。美联储的加息，对人民币必然会带来贬值压力，但影响应有限。笔者认为，从2014年9月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以来，加息预期对美元指数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从而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也在递减。这从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强势表现上便可见一斑。2017年1月以来，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2016年期末值升值1.8%，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交易价分别较2016年期末值升值1.1%和1.0%，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均远离7.0这一心理大关。因此，在当前美元指数处于相对高位、且联储连续加息已有充分预期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金的“黑洞”效应有限。

　　在此大背景下，即使我国短期保持或升级资本项目管制，以应对相关冲击保持汇率及外储稳定，但中国的外汇政策在总体上应不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这从刚刚发布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管窥一二。报告中指出“政府将坚持汇率市场化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这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设定的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一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两会”中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这表明相较于此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更多会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节奏，转向与强调财政战略与结构性改革。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短期货币政策方面可能为应对美联储加息的冲击而结构性加息，比如3月16日，央行宣布分别上调7天、14天、28天逆回购利率10个BP，分别至2.45%、2.6%和2.75%；分别上调6个月及1年期MLF利率10个BP至3.05%和3.2%。叠加2月份的利率上调政策，上调幅度基本对冲了美联储加息幅度的影响。

　　前文讲到，美联储加息会对全球资金形成如同“黑洞”般的吸力，其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一旦美元持续走强，则资金购买“黄金”等贵金属类大宗商品的避险需求会下降，尤其是下半年持续加息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实际收益率上扬，则黄金会持续承压。但若欧盟内部成员国掀起脱欧潮，各地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升温，则又会增加对贵金属类大宗商品的需求。多空拉锯之下贵金属价格将呈现震荡波动状态。

　　对基本金属与原油等能源而言，中长期尚需观察中美等重要经济体复苏情况对需求的支撑力度，若经济持续复苏，结合OPEC削减产能等因素，则加息更多是短期影响，中长期反而有向上的动能。

　　当然，在后续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压力之下，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还是会有贬值压力的，这会导致一定热钱外流，但反过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一方面是有助于出口导向型企业增强出口竞争力。因为人民币贬值会使得企业以美元结算的收入价值提升而增加当期现金流；同时与国际市场同类企业产品相比成本下降竞争力增加。另外一方面，从财务角度来说，若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该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汇兑损益。那么，有外币资产的公司就会产生汇兑收益，有外币负债的公司产生汇兑损失。从产业角度来说，部分海外业务及出口占比重的公司依次在“电子、机械、纺织服装、轻工、化工、家电”等行业中集中度相对较高。

　　诚如我们此前所述，人民币贬值力度应有限。而且根据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将采取减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措施，且一直主张将会对中国的不平等贸易以及货币操纵（事实上并不存在）进行惩罚。届时虽短期发生大面积贸易战可能性极小，但局部贸易摩擦依然存在，故这必将倒逼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寻求“内生增长力”。鉴于此，如前文所述，国内货币政策会维持“稳健中性”的基调，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应会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方式，给金融体系降杠杆，支持供给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最终激发经济活力，促进消费升级作为内生增长力，以实现投资、消费的内生增长来抵消外贸马车疲弱导致的增长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