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辽宁接受调查的王国强
自述手稿
人民网北京3月19日电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向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日前,王国强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写下自述,真实地记述了自己异国逃亡的生活。这份自述是一份生动的“教材”,它警示着那些违纪违法后妄图以外逃逃避党纪国法制裁的党员干部,“外逃就是一条不归路”!
王国强“关于我在美国生活的自述”全文如下: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致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特别遗憾的是,为了不连累女儿,在美国两年零八个月,竟然不敢告知她我与她妈身在何处,更谈不上与女儿见面。就连乘坐交通工具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灰狗”巴士(长途汽车)。
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我与妻子住过两次inn(路边小旅店),一次住了两天,一次住了七天。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裹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后来分别在南加州(靠近墨西哥湾)租住过三次合租屋。之所以租住合租屋,主要是合租屋的出租人都是二房东,他向房东出示他的护照租屋,我们从他手里再租屋时,他不向我们要护照登记;合租屋租金便宜,一个月不足500美金。频繁搬了三次家主要是防止合租人怀疑而报警。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人高马大,声大如钟,少有修养,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实在是让人惊恐。我爱人整天惊恐不安,我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白天和妻子躲在自己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在美国期间整天就是两张含泪而惊恐的夫妻两人的脸在互相可怜的打量,现在想起来都特别伤心。吃的只能捡最便宜的买,从来也没有在美添置衣服,妻子这期间就没有用过化妆品,就连我的理发都是妻子帮我完成,她自己的头发也由她自己剪。
在美这两年零八个月我们没有到过美国的城市转一转,都是在远郊苟且偷生。期间我俩都身患疾病,我是高血压和心脏病,一次心脏病发作差点丢掉了性命;妻子青光眼、甲亢、乳腺、抑郁。我们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买不到,因为在美国买治病的药都需要处方,都需要持护照才能见到医生。我们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那可真叫一个惨呀。至于我们当时的心境,那简直都没法形容,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都说美国是天堂,现在我才知道,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如果在入监和我那段美国偷生的处境两者必选其一,我宁肯入监。那段日子,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过的,我痛恨我自己将我妻子和我自己带入了这一绝境。
我庆幸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终于迈上了回归祖国向国人谢罪的正确道路。
王国强
2015.1.12
朱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发布了百名“红色通缉令”犯罪嫌疑人,至今已到案了20人。
今日(7月10日),本网独家报道了沁阳一外逃贪官,被缅甸武装分子抓去巡山,引起了社会对外逃贪官的关注。据了解,外逃贪官在国外过的生活并不相同,有的生活悲惨,有的生活奢靡。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外逃贪官的出逃人生,读读他们的自述,看看贪腐的代价。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2011年11月,时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周口直属库主任的乔建军卷款潜逃至美国。检方对赵世兰和乔建军控以EB-5投资移民欺诈,其中一方面就是无法证明资金来源。
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今年1月19日,新加坡总检察署将新加坡法庭终审判决没收李华波的18.2万新元,按照中方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直接汇给鄱阳县财政局。
日前,王国强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写下自述。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向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2014年1月7日,北京,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案再开庭。近日,澳大利亚警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澳警方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
甚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中国政府明确警告澳大利亚不要为中国贪腐官员创造避风港。
2014年1月7日,北京,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案再开庭。近日,澳大利亚警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澳警方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此次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取得了几个西方国家的帮助。” 虽然中澳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堪培拉政府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向中国提供协助。
澳大利亚警方否认澳媒体10月20日关于中澳联合行动追讨中国外逃贪官资产的报道。” 联邦警察局新闻发言人同时表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将与中国公安部一起,继续通过高层会谈,加强双方在打击洗钱、外逃经济罪犯等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