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不是“渗透”是共赢_新闻频道

　　利益共同体建设，互信互利、平等共赢的合作正在被国际舆论接受，客观上也挑战了传统的强权利益分配体制，这必然引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遏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扩展，我海外投资正呈高速增长状态。利益共同体建设，互信互利、平等共赢的合作正在被国际舆论接受，客观上也挑战了传统的强权利益分配体制，这必然引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遏制，中国投资要顺利走向海外，就必须笑对困难，积极乐观地应对。

　　要充分把握海外投资环境

　　应根据不同类型国家采用不同的海外拓展策略。国国情、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宗教文化、资源配置不同，带来了巨大的个性差异和不同特点，这与国内投资和传统伙伴的投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必须针对不同国家特点采取相互适应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共赢的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时，仍没有走出国内拓展市场的老路，高度依赖各国政府走“上层路线”和精英阶层，缺乏对各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和针对性，特别是在跨国合作中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模式，走市场化的道路。虽然，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有明确目标，但在具体合作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有针对性的工作。

　　在非洲及部分拉美国家我们抓住了机遇与他们政府展开了深入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优势在于能够高效获取行政资源的支持与保护，其弊端在合作中受国际环境影响，政治时局变化发生变故，经济合作也随之蒙受巨大损失。我与利比亚、苏丹合作都存在这类问题。

　　民主国家要求加大投资透明度，受议会两派执政需求左右影响投资方向和决策力度。对墨西哥投标高铁被终止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墨西哥反对派利用发达的媒体舆论和强势的选民政治，使投资无果而终。特别是在“伊瓜拉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投标竞争者与公众知情权的双向缺失，造成对立舆论导向和煽动民间情绪造成质疑风波严重。另外，政府部分决策层对于中国高铁输出也保持高度警惕，认为技术输出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和殖民主义色彩。

　　而发达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和本国技术的开发利用，会有更多法律限制。美国就多次以安全为由阻止了我国企业的投资和收购。2005年3月，美国阻止了中海油收购挂牌出售的美国优尼科公司， 6月，阻止了海尔集团收购美国第三大家电制造商美泰克公司， 2008年2月，阻止了华为收购美国电脑网络公司3Com的交易，2009年，美国政府阻止中国民生银行收购一家美国银行，2011年，再次阻止华为收购3Leaf公司，2012年9月，奥巴马下令阻止中国公司对４个美国风电场项目的收购，并要求剥夺其所有权。

　　对于政局动荡国家投资环境受国际影响更大。我国对缅甸投资由于受到外部势力挑拨，使缅甸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方面产生巨大分歧，导致冲突不断，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矿停工，我蒙受较大损失。泰国的政局动荡以及经济的衰退，也曾导致 “高铁换大米”计划一波三折。

　　“丝绸之路”建设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企业对国际投资的环境相对陌生，对国际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营风险以及创新风险等把握不够。国际投资环境较之国内投资，影响因素亦更为复杂，相互迭加，往往导致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值之间的存在巨大差距。

　　从国家利益海外拓展的视角来看，应加强海外投资保护机构和力量建设。

　　用实际行动排除消极影响

　　以往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援助，附带苛刻的政治、经济要求。今天，中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高铁的修筑权，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嫉妒，开动舆论工具制造中国的“经济渗透说”，鼓吹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达到“危险”的水平，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中国高铁威胁论”几乎成了反对派攻击政府和中国投资项目的政论基础。

　　因此，我在海外投资和项目顶层设计时，必须落实互利共赢的理念，用实际行动排除西方的舆论干预，建设经济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排除西方的消极影响。

　　“中国高铁优势与海外输出困境之间的反差，说明技术成熟度与需求牵引并非决定技术转移的全部因素。技术社会学的理论认为，技术的生长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政党和民众意愿等主观因素，同样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有鉴于此，中国海外投资与“丝绸之路”建设、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全面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媒体舆论、消费倾向乃至风俗习惯，从而制定灵活的战略。比如，欧美社会“汽车”文化与各国领土范围小，使民众会感到乘坐高铁意味着对自由出行的弱化，因此，只有实现高铁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无缝链接，提供一站式交通服务，使出行者感受便捷、舒适，才能让欧美“汽车”文化接受高铁的进入。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以中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络，则必须摆脱 “朝贡体系” 传统和 “文明中心主义”思维的桎梏，以包容、开放的态度，规避高铁出口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碍，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开展高铁合作。如金砖银行总部设立在上海，确由印度人担任行长，在股权上采取均等的方式，让所有金砖国家感受到了平等合作与共赢，这才能达到投资效果。

　　中国海外投资和高铁走向世界，总会使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意图关联起来，这必然会引起中国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和运行规则的疑虑和警惕。特别是收成大国和主导世界规则制定的国，必然会对我走出去进行百般遏制。因此，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和“丝绸之路”建设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显得犹为重要，在不冲突、不对抗前提下寻求共同利益的焦点，在不改变现行国际运行体系的条件下，调整修改不利于共同发展的国际规则。

　　中国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和“丝绸之路”建设，要处理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国应当积极耐心地阐释和平发展的意图，中国高铁输出与其他中国制造的商品一样，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运营规律和世界贸易规则，构建利益共同体。要统筹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各国利益、需求挂勾，要带动各国经济发展、关心文化宗教需求、环境保护，推动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发挥各国的产能优势、资源优势、人口优势、市场优势、环境保护优势，尽可能推动中国的“搭车”理论，欢迎一切愿意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形成整体部局、协调合作、发展互利、团结共赢，睦邻友好、强邻、富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