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去年12月22日下午3时左右，一架战机在陕西渭南失事，两名试飞员壮烈牺牲。大家都知道，试飞员是高风险职业，每一次飞行都是拿着生命做赌注，但是为了祖国能够尽快成为航空大国，他们一次次的飞向天空。我常在心中问自己，他们这么赤心报国究竟为哪般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禁想起近年来关于“爱国需不需要理由”的争论。是啊，凡事都得需要个理由，但是面对爱国需不需要理由这个话题，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有国才有家。和平时期，黎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战乱频发的年代，人民只能流离失所。所以，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语句：“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以日本侵华为例，抗日战争时期，共造成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多万人，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这让我想起台湾一名学者在《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演讲中讲过的一段话：我们有一天出去旅行，忽然间暴风雨来了。我们没地方避风躲雨，只能向前跑，看见前面有个草棚，大家“哗”地冲了进去，一冲进去大雨就来了。大家也不顾虑房子干不干净，有没有人住过，只要有避雨的地方就很满足了。但这个房子在风雨中突然间要倒塌，我们得想尽办法“扶住它，不能让房子倒塌”。在这种状况下，请问，是我们需要房子呢，还是房子需要我们？我看是我们需要这座房子。这座房子就是我们的国家，再穷再破，也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她!

　　 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国弱则民贱。国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共同体。国家强盛，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才有保证；国家贫弱，个人也难以独善其身。在中国国力羸弱的年代，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赫然插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中国的国土上，日本侵略者竟然开展杀人竞赛，肆意虐杀中国平民，仅南京被屠杀的同胞就有30万之众。据统计，从1874年到1945年的71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累积人数至少达2.8亿。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期，海外华人华侨也屡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种族歧视，华工受辱的记录更是不绝于史。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洞开，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强压力，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就是允许华工出洋做工。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各种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世界各地做劳工。各地华工受到残酷迫害和压榨，许多人死于非命。1875年，受李鸿章指派，陈兰彬、容闳曾秘密前往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境遇，他们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到：“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看到此，我真正读懂了《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这篇帖文。

　　 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国乱则民难。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是人民之福；国家贫弱、社会动荡是人民之祸。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因为各种复杂原因陷入混乱甚至爆发战争，经济凋敝、社会震荡、民生困顿。在2013年乌克兰东部冲突中，有40多万人口的卢甘斯克市在被乌政府军围困和攻打的4周中，城内的水、电、天然气、通信供应全部中断，大部分商店都已关门，在营业的一些超市里，许多货架空空如也。食品、药品、饮用水和燃料在市内难寻，即使寻到，价格也是平时的数倍，而人们领不到工资和退休金，银行又歇业，有存款也取不出。更可怕的是，每天都有炮弹落入居民区，每天都有无辜平民伤亡。只有亲身经历过国家动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滋味。

　　 爱国到底需不需要理由，其实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早已用生命回答过。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前辈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甘愿奉献一切。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有把握，一定达到。”“碧血洒老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身居猫儿洞，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我想，当年老山前线战士们写下的这幅对联，最能反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交待，“把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这种奉献精神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爱，而且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尊重，逝世后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致哀。

　　 爱国到底需不需要理由，其实赤诚奉献的老一代科学家也用实际行动回答过。建国初期，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毅然放弃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1947年底，在英国留学9年的彭恒武搭上开往中国的海轮。这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回国”的提问时，激动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话很朴实，但其情切切。朱光亚回国前夕，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钱供养长大的……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封信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依然使人激情澎湃。“两弹”元勋程开甲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到天山脚下的红山口，一蹲就是20年，为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后，在一次报告会上，有人问他：你作出回国的选择后不后悔？程老动情地说：“如果我不回国，也许比现在更有钱、在学术上有更大的作为，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知识和年华，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可爱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当年，我们国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把“两弹一星”搞出来，靠的就是这种赤诚报国、无私奉献的精神！

　　 爱国到底需不需要理由，其实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也早已用亲身经历回答过。50多年前，纽约的华人区有一家中餐馆，尽管利润微薄，老板还是要求所有服务人员都要向餐馆的客人卑躬屈膝地下跪服务。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似乎麻木了，甚至习惯了。然而有这么一天，餐馆老板泪流满面地告诉他的职员，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用给别人跪着了。历史定格在这样一个瞬间——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中华民族再也无须向强权跪拜的日子，这是全世界都在为中国人震撼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大陆的中部，在古老的罗布泊，一团巨大的蘑菇云承载着一个民族一百年不曾死亡的信念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升起。也就在这一天，时任法国总理的蓬皮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日子终于来了，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了。

　　 赤心报国，为的其实就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活着。自出生开始，我们就注定是炎黄子孙，就算改变了国籍，也改变不了肤色。当然，由于夹杂着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每个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是不同的。不管认同感强不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分清大义与小义，大义应该永远高于小义，当二者发生矛盾时，舍弃小义而遵行大义，才是正确选择。（孔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