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海 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觉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义,给行业竖起了标杆。
二十年过去了,他需要面对这个群体的低价竞争。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给打假带来的变化。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业光环,又赚钱,又有趣,还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
3月15日晚9点,北京南站候车室,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
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王老板已经不需要再冲在打假第一线,“我去现场,没戏,一拿出身份证,人家一看王海俩字,不就露馅了?”
但个别案件,他会亲自介入。
前几天,王海就去了江苏某著名村庄调查。“这个村全国闻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顺应时代”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
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王海认为大企业的欺诈,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随着上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条例中第二条最新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的规定引发了消费领域的极大关注,这是自1994年消法实施后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就争论20年之久的“知假买假”问题进行明确。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这是否意味着将面临一种职业层面的拐点,也尤为引人关注。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向工商系统内下发了关于征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意见的通知,引发广泛热议。东方今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赵正军,一个商超老板们口中畏惧的职业打假人,揭秘打假江湖的纷纷扰扰……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向工商系统内下发了关于征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意见的通知,引发广泛热议。东方今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赵正军,一个商超老板们口中畏惧的职业打假人,揭秘打假江湖的纷纷扰扰……
职业打假人王先生花费3600元购买5件同款女装,因送检后得知衣服质量与标牌不符,随后王先生与另外两名同伴到服装店,要求商家按照消法“退一赔三”时被拒,反遭商家殴打。
随后,石先生向东刘集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并提出9000余元的赔偿要求。方爱国认为,职业打假人必须在法定的框架内维权,只要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没有通过威胁的手段向商家索赔,就不应构成敲诈勒索。
如果把所有的职业打假都划归到恶意消费范畴,这肯定不利于规范市场,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售假行为的怂恿。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在某百货公司、超市、商场成功“维权”后,职业打假人朱勇(化名)这次将目光瞄准了年末旺销的高端酒行业。”朱勇拿着鉴定找到商家,要求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赔十”,但遭到商家拒绝。
在某百货公司、超市、商场成功“维权”后,职业打假人朱勇(化名)这次将目光瞄准了年末旺销的高端酒行业。”朱勇拿着鉴定找到商家,要求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赔十”,但遭到商家拒绝。
环顾日益壮大的打假者队伍,他们纷纷向假事假物开炮,既震慑了“牛皮膏药”之贩假卖假造假之徒,又大快人心,莫大功劳亦是不能忽略的。饮鸩止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打假的公益性不容私利和寻租的侵蚀,否则,将会是消费者权益和法律威信的两败俱伤。
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连接出现,是为“王海现象”。谈及当初以打假为业的动机,包括王海在内,多位受访者并不避讳其趋利性,“毕竟能赚些钱”。
这一次,王海和团队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购买了白酒、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计划索赔1000万元。在通过打假盈利的同时,王海依然有着打假“梦”,通过王海打假维权热线免费为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提供帮助,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这一次,王海和团队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购买了白酒、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计划索赔1000万元。在通过打假盈利的同时,王海依然有着打假“梦”,通过王海打假维权热线免费为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提供帮助,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职业打假人王先生花费3600元购买5件同款女装,因送检后得知衣服质量与标牌不符,随后王先生与另外两名同伴到服装店,要求商家按照消法“退一赔三”时被拒,反遭商家殴打。徐某供述称,他媳妇在蓝岛大厦做服装生意,事发当天中午12点左右,媳妇打电话说几个东北打假的过来要钱。